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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唐帝国将军们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诗圣杜甫这首忆含“开元盛世”的诗歌,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戛然而止,“渔阳鼙鼓动地来”,致使“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爆发了,伟大的唐朝自颠峰急剧向下滑落,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但是,江山代有英杰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五彩眩然,英姿勃发,令人目不暇接。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真正的“亢龙有晦”。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师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戊区内,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其言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

  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善于音律,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并窜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内心深处,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

  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李林甫位极台辅,从未以国事为重,只知蒙弊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已,作威作福。“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刚死,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案件鞠审时,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真正的“尸骨未寒”,朝廷就下制消去李林甫一切官爵,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剖毁棺木,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

  当时,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已近十年,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伺机而起。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杨国忠掌权后,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一直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有远见之明,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安)禄山由此决意遽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他聚集劲卒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声喧天,一路向首都杀来。由于“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加之河北等地一直处于安禄山管治之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许多开门出降,稍好点的“弃城窜匿”,运气差的“为所擒戮”,由此,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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