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了，卓别林的生活重归正常。他放弃了摄制《梦里人生》的计划，重新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同时，与他在受审时那些安慰他的朋友们恢复了社交活动。
他常应邀到友人家中或在自己家里，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多产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奥地利作曲家舍恩伯格、英国作家赫胥黎夫妇（《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音乐家艾斯勒、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剧作家约翰·劳逊等聚会。德莱塞去世后，卓别林参加葬礼抬灵柩，怀着对朋友的真诚朗诵故人的诗作。
他总算拿下了《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布莱希特翻阅了《凡尔杜先生》之后，对卓别林如此评价这部作品：“哦，您写了一部有中国风味的电影剧本。”
打官司并没有打掉他的事业心与意志力，剧本一共写了3个年头，2年时间。但1947年拍摄时，只用了12周，打破了他的拍片记录，因为他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剧本是正剧样式，背景在法国。写的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先生，认真地干了25年工作后，在经济萧条期间失了业。他妻子是个残废人，跟孩子住在乡下。凡尔杜要养家口，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失业，就异想天开去干谋财害命的勾当。
他的办法是，装成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去和一些徐娘半老的富孀或有钱的老处女相识结婚。他用虚伪的爱情同时与几人周旋，然后，伺机骗取金钱并下毒害死她们，裹走财物。他的妻子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罪恶的杀人犯，而凡尔杜每谋害掉一个不幸的女人，就像一般的男人辛勤工作了一天那样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一个警探抓住他时，他设法使警探自己喝下有毒的酒，然后打开手铐逃掉。一时间，“蓝胡子魔鬼”的恐怖故事传遍法国……
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他的性格既有邪恶残忍的一面，也还有善良、同情的一面。如他在别墅花园修剪玫瑰花，干完回屋时，看见一条青虫在小径上爬着。他不忍踩死虫子，便把它放在邻居家的栅板上，然后拿着一朵玫瑰花不住地闻着。就在此时，被他害死的女人尸体正在花园深处的焚化炉中焚烧……他欲对一个姑娘试验一种毒药时，知道对方本是一个不幸的人后，他就良心发现放过一马。使这姑娘把他当作了慈善家。当他失去了一切后，已变成有钱人的姑娘与他重逢。她要感激他，邀他在饭店见面，这导致他的被捕……
凡尔杜终因杀人太多难逃一死。在审判、行刑之前，他为自己辩护说了一番话。他抨击了用武器、战争屠杀人民，造成社会畸形的军火商和战争贩子。他说他的罪行和那些人相比，就显得很渺小了，他只是遵循了社会上靠杀人赚钱的不成文之法而已……
他写完这个剧本后，寄给电影联合会的审查机构——道德联合会布林办事处，收到的回复是禁映。理由是“有几段故事里，凡尔杜控诉了‘制度’，并且抨击了目前的社会结构”、“凡尔杜在好几篇讲话中都大肆吹嘘了他那些罪行的道德价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现了淫乱的恶劣的趣味”、“剧本中涉及救世军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开罪属于这一团体的人士”等等。回信说，布林办事处想与卓别林讨论一下，希望电影故事既可以符合电影法规的要求，又不致严重地损失了娱乐价值。
于是，卓别林去到布林办事处，指出剧本中没有“淫乱”的描写与镜头。对办事处一个年轻人说“你抨击社会和整个政府”的指责，他作了反驳，“要知道，政府和社会毕竟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容许人批评的，对吗？”布林先生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别再把那个姑娘写成一个妓女了吧，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里都有一个妓女。”老实说对这点雷同，卓别林倒感到发窘。他答应绝不突出这个情节，又对剧本作了几处小修改，终于通过这一关。
《凡尔杜先生》拍完后，先为道德联合会的成员试片，他们代表了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放映完后，大部分人怒形于色，只是在布林先生快刀斩乱麻的坚持下才又通过这一关。
他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10多分钟。这样，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帐，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他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感到愤慨。卓别林正色言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记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产党，说他喜欢共产党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
“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好友玛丽·壁克馥、专栏作家威尔逊、作家兼演员唐纳德等人，与卓别林、乌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电影散场后，夫妇俩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别林看出来，席上有几股对立派，气氛显得紧张：一些人表示厌恶这部片子，只有少数人表示喜欢它，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从未有过。唐纳德忿忿不平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观众们喜爱的。”
唐纳德的评价是客观的，《凡尔杜先生》在战后为银幕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失为一部精品和卓别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连续6周卖座较好。但后来影院售票处的生意逐渐清淡，与以前相比简直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觉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很能显示机智与才华的一部。他向联美公司的职员询问个中原由，他们告诉他：“你拍的电影在头几个星期卖座好，是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观众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后来卖座就差了。”
然后，他们拿出了几份报纸：“瞧，全国各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其中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画面是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纠察队员们举着几块标语牌，这样写道“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边并无一人买票，而退伍军团在布置纠察线。他的幽默感又出来了，笑道：“这明明是在清早五点钟拍的嘛。”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况都很不错。但是后来，退伍军团把恫吓信发到那些轮流放映《凡尔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胁老板们说，如果哪个影剧院上映一部卓别林的片子，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电影，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剧院一年。结果，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马上传来消息，说一些影院头一天上映这部片子卖座极佳，但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这年下半年，好莱坞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0月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演员罗伯特·泰勒、贾莱·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乐园老板华德·迪尼斯、导演地密尔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证词，即证实电影界有“赤色活动”。迪尼斯说曾有人企图劝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鸭，用来作“赤色宣传”。这样，一些大报和一些权威人士，发动了一场反“赤色活动”的大规模活动。一些进步的文化战士，开始被逐离美国。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驱逐，来到美国避难的著名音乐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胁。卓别林立即在11月致电法国著名美术家毕加索：
“你能否组织起一个法国艺术家委员会，由它出面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抗议这次威胁到汉斯·艾斯勒的罪恶的驱逐行为，同时请你寄给我一份抗议书，以便在这里发表。”
毕加索马上满足了这位他从未谋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组织了法国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如画家马蒂斯，文学批评家艾尔莎（阿拉贡夫人）等，签署了一份抗议书。
收到传票的剧作家、曾任美国作家联盟电影编剧协会主席的约翰·劳逊与导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拒不出席听证会，而被国会提起公诉（他们先后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监禁）。卓别林又联合加菲尔德等著名人士发出支持这几位受害人士的声明。
劳逊后来形容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就像卓别林的电影那么滑稽和富有社会意义。因为，他们被判之后不久，听证会主席、众议员帕内尔自己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同一些被指控为“蔑视”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一起蹲了监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别林于当年12月公开了他对美国电影生产组织的宣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
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他的人的极度恼恨。演员罗伯特·泰勒（《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说他主张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骂“查尔斯·卓别林是一个危险分子，他被当作一个经济和军事专家，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藏分子而已。”
一个叫丕格勒的记者则攻讦卓别林“这个移居美国已35年的外国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坠落、他的巨额债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演的懦怯态度……等等出了大名，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事务进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国会议员同时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因为他向毕加索发出电报是“犯了叛国罪”。民主党议员伦金要求押送卓别林出境，因为他的“不名誉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国道德的堕落”，而且他拒绝接受美国公民籍。
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他收到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就说他不必再去受讯，此事已经结束。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而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此后，听证会的调查黑名单，随着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扩大。它沉重打击了电影界数百名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好莱坞一时雾晦云暗、风雨飘摇，许多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被迫离开电影业和美国。卓别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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