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诗坛上，可以说，叶赛宁是普希金之后最受读者喜爱和崇拜的诗人之一。前苏联先后为他诞辰70、80、90周年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诗人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整个被俄罗斯联邦划为国家级“文学保护区”，而“保护区”的重点自然是“叶赛宁文学博物馆”。在现今的俄罗斯，叶赛宁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和中学、大学课本里，刻在浮雕和版画上，而他的作品，已被印成六卷本广泛发行了。至于叶赛宁的一生和诗人形象，在纪录影片《谢尔盖·叶赛宁》（苏联中央纪录影片制片厂，1965）、故事影片《歌唱吧，诗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71）、大型声乐交响诗《怀念叶赛宁》（格·斯维里多夫作曲，1971）和传记小说《谢尔盖·叶赛宁》（阿·安德列耶夫著，1973）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初步统计，以叶赛宁为题材创作的诗歌近700首；①以叶赛宁生活片断为情节创作的散文作品有50余部②；根据叶赛宁的诗歌作品谱成的抒情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有500余首，③叶赛宁的诗，不仅抒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批评家梅特钦科所说，乃是“别具特色的抒情日记”，同时也体现出伟大转折的时代，即暴风雨般的革命时代及这一时代所引起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叶赛宁被视为“颓废诗人”的典型，他的作品被打入冷宫。直到50年代末诗人才被恢复名誉，其闪烁异彩的诗作使人们相信他是“真正苏维埃诗歌艺术的代表”（诗人阿谢耶夫语）。此后兴起的“叶赛宁热”一直持续到今天。诗人的各种选集尽管一版再版，但仍供不应求。有的叶赛宁诗集，如同普希金的作品，一印就是上百万册，而且当即销售一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可以证明叶赛宁的诗歌地位，怪不得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美利坚的强大在于电脑，俄罗斯的强大在于读者。”
①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8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
②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8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
③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8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
叶赛宁的诗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苏联诗人，许多青年诗人从他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从而形成了七八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悄声细语”派诗风。这种诗风至今不衰，在俄罗斯诗坛上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叶赛宁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种外文译本已有几十种流传于世界各国。前南斯拉夫出版了两套不同版本的叶赛宁诗歌全集。早在诗人生前，欧洲的一些国家就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例如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于1922、1923年首次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翻译与介绍同时进行，我国则是先介绍诗人后翻译其作品。中国读者第一次听到叶赛宁的名字是通过愈之先生于1922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册）。愈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的革命现实意义。从时间上看，这与最早介绍叶赛宁的欧洲国家是同步的。日本于1923年翻译出版了叶赛宁诗选的单行本。①有迹象
表明，当年鲁迅先生就是依据日文译本了解叶赛宁的。此后，1927—1930年间，鲁迅先生曾在《革命文学》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评介过叶赛宁。
①参阅《叶赛宁创作问题》第262—263页，“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8年。
然而，鲁迅先生首先注重的是诗人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对仅仅是革命“同路人”的叶赛宁评价较低，指出他在革命现实面前的思想矛盾。联系到当时的革命现实，可想而知，鲁迅所推崇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因而叶赛宁的“纯”抒情只会引起鲁迅先生的遗憾。解放后，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叶赛宁在我国某些人的眼里，乃是“脱离革命”的诗人。直到80年代初还有人在文章中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对立起来，称其为“反革命”诗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和悲剧！
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急剧转折的时代。伟大的俄罗斯人民通过革命进军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个时代是严峻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远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能在这一革命航船上站稳脚跟。但从历史的“远距离”来看，叶赛宁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应当说，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深受西方诗歌其中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影响。
从审美趣味来看，我国广大读者是喜爱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诗歌珍品的。而如果让一位诗歌爱好者列举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所举出的三个当中恐怕至少会有一位是俄罗斯诗人。俄罗斯诗歌如此深入我国读者之心，是与本世纪以来我国几代人在翻译介绍方面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继愈之先生介绍叶赛宁之后，我国革命诗人蒋光慈于1928年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同时还撰写了连载文章《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其中包括与译诗一起发表的叶赛宁专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8册）。此文在阐述“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的背景上，全面评价了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叶赛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蒋光慈还把《新的露西》一诗的译文收入自己的诗集《乡情集》，于1930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李一氓先生则翻译了叶赛宁的“变形”一诗，收在郭沫若编译的《新俄诗选》里，于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新俄诗选》的附录中，李一氓和郭沫若先生写道：“在青年诗人中，他（叶赛宁）是最有天才的一个。”30年代，戴望舒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母牛》、《启程》、《安息祈祷》、《最后的弥撒》、《如果你饥饿》，①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新诗》杂志1937年第4期上。40年代，戈宝权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已经是夜晚啦》、《细雪》、《喂，你，我亲爱的俄罗斯》、《我又重新在这儿，在亲爱的家庭里》、《明天早一点唤醒我吧》、《我离开了亲爱的家园》、《在窗子上面是月亮》、《你听见吗——飞过了一辆雪橇》、《天蓝色的短衫》、《风雪在狂烈地飞旋》），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杂志1947年第8—9期上。同期《苏联文艺》杂志还刊载了叶赛宁的《自传》（葆荃译）和斯·曼宁撰写的文章《叶赛宁的悲剧》（施蛰存译）。50年代后半期，孙玮先生翻译过叶赛宁的《大地的船长》和《关于二十六个人的故事》，发表在《译文》杂志1957年11期上。这就是中国早期翻译和介绍叶赛宁诗歌作品的四个阶段性的过程。此后便是20年的“空白”。
①这一组诗加上《我离开了家园》，收入《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从1978年开始，中国对叶赛宁的介绍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叶赛宁的诗歌成为中国作家、翻译工作者持续翻译和介绍的热点，对叶赛宁诗歌创作的研究和对他的诗歌作品的翻译工作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叶赛宁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介绍了过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爱好外国文学的广大中国读者，可说没人不知道叶赛宁的了。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作品包括叶赛宁组诗（王守仁等译，《春风》杂志1979年第3期）、《叶赛宁组诗》（楼肇明译，诗刊《星星》，1980年第11期）、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顾蕴璞译，《春风译丛》1982年第3期）、《叶赛宁诗选》（蓝曼等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叶赛宁评介及诗选》（顾蕴璞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叶赛宁诗选》（顾蕴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诗集《白桦》（郑铮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叶赛宁诗选》（丁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叶赛宁抒情诗100首》（黎华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等，其中顾蕴璞先生译的《叶赛宁诗选》规模最大，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每首译诗之后都附有简要的“题解”，使读者有可能深入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色。从整体来看，叶赛宁诗歌的这些中文译本可以印证叶赛宁诗歌创作的情感基础：他的抒情诗只为一种巨大的爱而存在，那就是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的感情构成了叶赛宁全部诗歌创作的基调。此外，通过上述翻译作品读者还可以看到，在叶赛宁的诗中抒情与叙事并非“共存”，而是相互渗透，浑然一体。读者不仅会受其意象和情节的吸引，而且还会被其激情感染，仿佛那是自己的经历、体验和心声。或许，这也是叶赛宁诗歌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在翻译介绍叶赛宁诗歌作品的同时，我国译者也没有忘记诗人的理论著作。《生活与艺术》①和《玛丽亚的钥匙》②是研究20年代初期苏联诗歌创作和叶赛宁本人的重要先驱性著作，也是叶赛宁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引起我国作家和青年诗人的重视。
①译文见《叶赛宁评介及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译文见《国际诗坛》第3辑，漓江出版社，1987年。
在我国，近十年来翻译过叶赛宁诗歌作品的译者还有飞白、岳凤麟、龙飞、冯春、杜家驹、谷羽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叶赛宁诗选》还会有其他译本问世。所有这些都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国诗歌研究和翻译工作正在加倍努力，争取在介绍世界文学珍品的领域里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伺时，也说明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欣赏水平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叶赛宁的艺术成就引起我国极大的重视，在读者和新一代青年诗人当中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读过叶赛宁诗歌的中国读者，十之八九会对这位杰出的俄罗斯诗人产生一种独特的亲切感情，仿佛他那诗人的气质便是“中国型”的，就像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豪放旷达的性格、缠绵悱恻的情感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来说，这两位相距一千多年的异国诗人，倒是有许多近似和一致的地方。我们从苏联作家维尔日比茨基所记述的一段故事中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尼古拉·康斯但丁诺维奇·维尔日比茨基既是作家又是记者，与叶赛宁有莫逆之交。1924年底至1925年初叶赛宁在第比利斯和巴统时，维尔日比茨基正主持《东方霞光报》的出版工作。有一次他给叶赛宁讲述了有关“八世纪时中国的天才诗人李白”的故事：“……皇后爱上了这位宫廷诗人，但李白回避和逃离这一爱情。出于感激之情，皇帝赐给他50头毛驴，满载着金银财宝和只有在盛大节日才穿的珍贵服装……离开京城不远，诗人便吩咐随从在大道中央摆设酒宴，款待过往行人和周围的农民，而且还亲自把御赐的衣服给平民百姓穿上……当金银耗尽，御赐的一切全都分光了的时候，李白以步代车，继续前行，最后来到了长江边上安顿下来。一天夜里，诗人划着小舟到江心去赏月。
水中的月亮是那么美妙迷人，诗人想拥抱它，于是就跳进河水，结果淹死在江中……”有关李白生平的片断，在外国人那里常常是以讹传讹，乃至流传成上述那种“野史”式的离奇故事，不过，倒也把诗人李白那豁达、豪迈的浪漫主义气质形象地传达了出来。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叶赛宁的极大兴趣，从某种角度来看，还对叶赛宁的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维尔日比茨基的“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叶赛宁。
听得入神了的叶赛宁让他把有关李白的一切更详细地讲下去。这时，维尔日比茨基便给叶赛宁朗诵了李白的诗……叶赛宁从未到过中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听完自己朋友所讲述的有关李白的这类故事和激情洋溢的诗歌之后，必定会惊奇地发现，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万里长城”那边所出现的这位中国诗人，与自己在性格上和气质上是多么近似！从此，中国的这位伟大的诗仙——李白的形象便萦绕在叶赛宁的脑际，李白的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的追求也铭记在叶赛宁心中……
维尔日比茨基还回忆说，1925年夏天，叶赛宁特意从莫斯科把李白的一张画像寄给了他（这是从一本英文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面上是：
醉酒的李白，在一对青年男女的陪同下，前往某处漫步。李白面容慈祥，幸福而陶然宁静。画像的背面留有叶赛宁的题词：
送给挚友柯里亚·维尔日比茨基作纪念。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
拿李白这样的生活
去换
其他生活！
谢尔盖·叶赛宁①
①关于维尔日比茨基与叶赛宁，参阅《回忆叶赛宁》第396—398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可见，李白给叶赛宁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这还不是惟一的凭证，读者从叶赛宁《麻雀般喧闹的大海》（1925）一诗中也可发现明显的痕迹：
啊，月旁的大海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
在这样湛蓝的天空下
我不想让心平静。
啊！月旁的大海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
也许，古今中外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永远也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他们那极其敏锐的情感神经的末梢无论何时都是相通的？！
中国诗歌界对叶赛宁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1985年，值叶赛宁诞辰90周年、逝世60周年之际，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叶赛宁学术讨论会。我国苏联文学研究界对叶赛宁诗歌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讨论会是由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组织的。出席会议的学者、专家、诗人和翻译家有五十余人，其中包括艾青、陈冰夷、孙绳武、余振、魏荒弩等。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曹靖华，会长叶水夫，副会长戈宝权给大会发了贺信，表明我国老一代学者对叶赛宁研究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提交给讨论会的学术论文多达几十篇，涉及的内容包括叶赛宁的思想发展、艺术成就以及有关对叶赛宁的评介，甚至还有叶赛宁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等等。就是在这会议的基础上，由岳凤麟和顾蕴璞先生负责选编了我国第一本《叶赛宁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其中共收论文19篇，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对叶赛宁诗歌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应当说，不少论文都富有“中国特色”，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所无从着手写的，如我国著名诗人艾青的《关于叶赛宁》、顾蕴璞先生论叶赛宁的人品和诗品的《思想矛盾和艺术魅力》、笔者探讨诗人感情纠葛的《叶赛宁之死》等等。艾青以自身的感受、创作经验和东方人的眼光对叶赛宁的抒情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爱情诗是和大自然联系起来的，是和土地、庄稼、树林、草地结合起来的。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色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于磨灭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时间再久，也还保留着新鲜的活力。”
近年来，我国对叶赛宁诗歌美学的探讨是颇具新意的，对叶赛宁诗歌作品的研究已向纵深发展。不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还开设了叶赛宁课程和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课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今天，叶赛宁的诗歌，有如普希金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也像普希金一样，叶赛宁已成为“俄罗斯诗歌的灵魂”！随着中国学者所编纂的各种《诗歌赏析词典》和《诗歌金库》的相继出版，叶赛宁的名字及其诗歌作品又进一步在中国广泛传播，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水夫先生所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中，叶赛宁则占有显著的地位。
1924年6月6日晚6时，叶赛宁曾在莫斯科特韦尔大街普希金纪念碑前为纪念伟大诗人诞辰125周年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献花和诵献诗。据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手捧鲜花，穿过人群，站在普希金铜像底座的台阶上，他那金色的鬈发使他在众人之中显得特别突出……献花之后，叶赛宁朗诵了自己那著名的诗篇《致普希金》：……
……
我站在这里，如逢圣餐，
要说出我回答你的愿望：
假如我被赐予同样的命运，
我真会幸福得立刻身亡。
虽然命定要受到排挤，
但我还将久久地歌唱……
好让我的草原之歌
也能像青铜般铿锵。①
①此处系采用北京大学顾蕴璞教授的译文。
此诗生动地体现出普希金的精神风貌和诗人的崇敬追思之情，把普希金那青铜般铮铮有声的高大诗人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如今，叶赛宁的“草原之歌”当真同普希金的铜像一样历久不衰。而且，这种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的“草原之歌”通过翻译工作者所架设的桥梁，已在邻邦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广大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叶赛宁曾在《给格鲁吉亚诗人们》一诗中把自己称为“亚洲人”，如今叶赛宁的诗早已通过中文译本找到了通向中国读者心灵的道路，从而使这位举世公认的抒情大师的光辉形象也永远留在我们东方人心中，成为亿万亚洲人也引为骄傲的天才诗人。附录
普希金的继承人
——纪念叶赛宁诞辰100周年
1995年10月3日是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诞辰100周年。应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作家协会等单位的联合邀请，我于9月28日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叶赛宁与21世纪”。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南斯拉夫、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中国、日本等二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先后下榻在红场旁边的“俄罗斯宾馆”。据接待我们的主人介绍，法国代表米歇尔·尼其约先生和我是最后报到的两位。第二天，即9月29日，便是大会开幕的日子。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我第5次来到莫斯科，每一次都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早在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初，我就在莫斯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大学生年代。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我始终认为那六年的留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留恋的黄金时代。而几近40年后的今天，不管莫斯科在政治上的变化有多大，对于我，她还是留在我脑海里昔日那美好的印象。当我来到“俄罗斯宾馆”顶层——第21层的餐厅就餐时，总是情不自禁地透过几乎是整体玻璃的窗户眺望和俯瞰莫斯科的城市风光。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街心花园里金叶铺地；莫斯科的高楼大厦错落有致，教堂的金顶闪着亮光……
作为中国代表，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叶赛宁与中国》的报告，让与会的各国代表以及俄罗斯专家、学者近百人了解到中国翻译、介绍和研究叶赛宁诗歌创作的历史过程以及自20年代以来几代人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我把此前不久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天国之门——叶赛宁传》赠送给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叶赛宁故居博物馆。当我在报告中提到中国著名诗人艾青对叶赛宁的评价以及叶赛宁与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气质和浪漫主义创作激情相近的特点时，台下投来由衷叹佩的目光，仿佛他们是第一次听到叶赛宁及其诗作在伟大邻国所产生的共鸣。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共持续三天，其中不乏精辟的学术见解，激起阵阵的掌声。其余时间也都安排得十分紧凑，令人难忘。
10月1日晚上，在联盟圆柱大厅里举行规模盛大而隆重的纪念活动，推出了以叶赛宁生平与创作为背景的音乐、戏剧演出：《我爱，直到心花怒放，直到流出痛苦的泪水》。舞台的正中悬挂着巨幅彩色的叶赛宁画像，那忧郁、沉思而智慧的神态使诗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吸引了全体观众的目光。演出的铃声响过之后，帷幕在教堂的钟声和乐曲声中徐徐升起，显现出俄罗斯田园风光的背景，一个农村装束的男孩从后台的中间走向前台……之后，在激光的打照下，顿时豁然开朗，大厅里的枝形灯也全都发出璀璨的光亮，一时间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好的、光辉灿烂的童话世界。整个演出给人留下“叶赛宁是俄罗斯诗人当中最具俄罗斯特色的诗人”（叶夫图申科语）印象。演出之后，经友人符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介绍，我与叶赛宁的孙女相识，并合影留念。与此同时，她在我的入场券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词：“对我祖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难忘中国学者王守仁在莫斯科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落款是：“玛琳娜·叶赛宁娜，1995年10月1日。”这玛琳娜就是叶赛宁与拉伊赫所生之子康斯坦丁的女儿。
10月2日，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乘专车到坐落在“瓦冈科沃”公墓的诗人塑像前敬献鲜花。上午11时，那里早已挤满了前来瞻仰和拜谒诗人墓前塑像的人群，有人正站在台阶上朗诵诗歌。我们的领队尼·尤索夫先生急忙向人群解释，并请让开一条通路，允许这批外国学者向叶赛宁墓敬献鲜花，人群遂自动出现只能容一人通过的通道。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前去摆放鲜花。电视台和电台的摄影镜头对着我们摄像和拍照……诗人塑像的不远处是一簇簇的人群，那是关心叶赛宁命运及其诗歌内涵的人在宣讲，其中多半涉及诗人“自杀之谜”。出于好奇，我仔细听了一位五十几岁的学者的宣讲，他颇为自信，认为叶赛宁当年必定是“被人谋害”，而不是自杀。至于他所说的根据和理由，其实我早就在俄罗斯报刊上见过了，没有什么新的补充。然而，在这种场合、这种氛围、这种时刻，他的宣讲颇具吸引力，人们无不洗耳恭听……最后，当我听到他的结论时，倒是引起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说：“大家想想吧，叶赛宁最关心的是自己诗歌作品的出版，而当时他正等待着国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全集，可他竟突然‘自杀’了……马雅可夫斯基呢，当年他正企盼着与巴黎的情人相会，可他也突然‘自杀’了……舒克申呢，维索茨基呢，他们都不可能是心脏病复发致死……”
“诗人之死”历来是时代大变革的转折时期文艺界争论的焦点，因为此时尽可大胆怀疑，不必小心求证，只要逻辑和推理。这是历史学家和法医研究的范畴，甚至是对官方政治档案和文学档案进行综合研究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便能阐明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当天晚上，与会的一位诗人敲开了“俄罗斯宾馆”第8层157号房间，献给我关于诗人命运的一首诗，并说：“我知道您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而我的观点尽在这里面，”此时他指了指自己的手稿。诗的标题是：“诗人不会活得太久。”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其哲理思想是：
诗人不可能活得太久，
政权不会信任诗神。
例证包括普希金、曼德尔什坦姆，也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
他看我凝视着他的诗稿，若有所思，便问：“您怎么看？”我说：“您是诗人，诗作有独特的视角和内涵，而我只是诗歌研究者，尚无法把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和诗人的命运集中于一点来概括……”他笑了笑，紧紧握了握我的手说：“多么巧妙的回答！”这位诗人走后，我当真思考起这类问题了。是的，古今中外，歌颂现实、赞美太平盛世的诗歌流传至今的，的确寥寥无几，倒是永恒主题的诗作、哲理诗作、针砭时弊的诗作世世代代流传、脍炙人口，永远长存，而“政权”与“诗神”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唉，真所谓诗人提出一个问题便足以使研究者研究一辈子！
10月2日，莫斯科特维尔大街街心花园里矗立着用白色帷幕覆盖着的叶赛宁全身塑像。就在诗人塑像揭幕的这天，莫斯科居民、旅游者和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各国叶赛宁研究专家、学者汇聚在这里。揭幕典礼开始，广播里传出教堂的钟声，主持会议的作家代表瓦·索罗金、雕塑家阿·比楚科夫以及回国定居的索尔仁尼琴都先后发表了简短的贺辞，之后便是精彩的演出——民间歌咏、诗歌朗诵和音乐演奏。人人都怀着对诗人的崇敬心情，追寻着诗人当年的踪迹。真诚热烈的怀念气氛弥漫在塑像周围的人群之中……
由俄罗斯人民画家、雕塑家阿·比楚科夫，俄罗斯功勋建筑师阿·克里莫奇金设计制作的叶赛宁青铜塑像的正面和两侧摆满了一束束鲜花：
郁金香、牡丹、康乃馨、紫藤、菊花、满天星……鲜艳的花朵层层叠叠，堆满了塑像的底座平台和台阶。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支柱，那么从今天开始，巍然屹立的叶赛宁塑像，便象征着叶赛宁是普希金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了。据报道，除莫斯科之外，还有14尊叶赛宁塑像值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际，在其他城市矗立起来。
叶赛宁生前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我所见，还是莫斯科最美好。”坐落在莫斯科斯特罗车诺夫斯基胡同第24号的一座两层房屋便是1912年叶赛宁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居住的地方。如今，在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际，这里已被装修一新，成为“叶赛宁纪念馆”了。这是一座古朴素雅的两层楼房，上层的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悬挂着诗人不同年代的照片和手稿。随着纪念馆负责人的引导，我们依次参观了各个展室。这里有叶赛宁坐过的方凳、用过的台灯、戴过的礼帽，一切都使人觉得，似乎诗人是刚刚离去的。玻璃柜和玻璃镜框里的展品之中最引我注目的，是诗人献给挚友谢尔盖·克雷奇科夫的那首名诗的手稿《我不惋惜，不呼唤，不哭泣》。该诗结尾的一节表达了诗人的历史观和泰然处世的美好心灵：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都要消失，
从枫树上悄然飘落叶片铜币……
但愿你永远幸福如愿，
即使是风华正茂，抑或面临死期。
参观结束时，热情的主人送给我们每位代表一张盖有以诗人头像为背景的“叶赛宁纪念馆”印章的邮卡。这邮卡是俄罗斯联邦邮电部旨在纪念诗人诞辰100周年而专门印制的，共8万张。邮卡的右上角，作为邮票，是以金秋白桦树为背景的诗人头像，左上方为《四旬节》一诗的插图：红鬃马驹欲追赶火车……
最后，主人微笑着把留言簿放在我的面前。我提笔用俄文留言，意思是：“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叶赛宁从农村来到莫斯科的全部生活，加深了对诗人的了解和感性认识。由衷感谢你们的盛情接待！”
参观叶赛宁故居博物馆，对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来说，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0月3日，我们的专车开往距莫斯科169公里的诗人的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是日晴和日丽，路边是一片望不到边沿的森林，参天的密密枞树仿佛使你又置身于列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我的思绪又回到50年代中期：第一次出国留学，列车过了边境，“接客的人走近车厢/请到下面休息/就像在家里一样……”（艾青诗句）。森林，草原，贝加尔湖，列车昼夜铿锵作响……
除了森林便是草原，传统的俄罗斯圆木房屋散落其间，可说是典型的俄罗斯田园风光。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在梁赞省库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这村庄坐落在奥卡河右岸，村中那座教堂的拱顶以及方形白色的钟楼，乃是该村的突出标志。诗人祖宅的窗户面对着广阔的草原，而草原的后面则是森林，带状的奥卡河蜿蜒在无垠的草原上。从远处望去，风光旖旎，河面泛着天空的蔚蓝，既给人一种宁静、恬适的感觉，又令人心旷神怡。这奥卡河是天生一条抒情的河，有史以来就充满了诗的素材。我们从叶赛宁诗作中得知，诗人当年就在这岸边伫立、倚着白桦，等待和观赏着雾霭中呈现的船影和幻奇变化，诗的创作灵感也随之而来。当年，这蓝色的带状的奥卡河，这薄雾迷濛的草原，这零落叶片微微颤动的白桦树，曾唤起叶赛宁多少创作的激情！
而今，叶赛宁的祖宅已被精心重建和装饰，成为国家级的文学保护单位，每年都吸引着千千万万国内外游客和参观者前来拜谒和参观。人们在诗人故乡追寻诗人当年的踪迹，感受激发诗人创作灵感的大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氛围。
我们在叶赛宁祖居的门前和叶赛宁塑像前与前来参观的一批小学生合影留念；我们以停靠在奥卡河岸码头上的白色“叶赛宁号”游轮为背景留影……
有意思的是，当我把拙著《叶赛宁传》赠送给叶赛宁故居博物馆时，年轻的馆长立刻取出1992年9月13日我第一次拜访时的留言簿，让我看自己那时的留言。我匆匆录下了当时的即兴“随感”：
我专程从遥远的中国来到这里，
来到伟大俄罗斯抒情诗人的故乡，
只是为了看看美丽的奥卡河如何流淌。
清新的空气仿佛告诉我：
谢尔盖·叶赛宁永远活在世上；
碧蓝的河水仿佛告诉我：
这就是诗人心中抒不尽的篇章。
当年，康斯坦丁诺沃村庄园主库拉科夫的女儿丽吉娅·伊万诺夫娜·卡申娜曾与叶赛宁有过一段恋情，后来还成为叶赛宁同名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女主人公的原型。为此，卡申娜在康斯坦丁诺沃的这座祖居，成为十月革命后该村保留下来的惟一一座地主庄园。如今，已成为重点保护的对象，而为配合叶赛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被粉刷一新，正准备恢复当年卡申娜生活在其中的设施和原貌，使参观者感受到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女主人公的生活氛围。经过整修和内部装饰的卡申娜故居，即将以新的面貌向参观者开放。我们在二层的客厅驻足，负责这一博物馆的中年妇女向我们介绍，当年叶赛宁常常被邀请前来做客的地方就是这里，面前的这架油光乌黑的钢琴正是卡申娜借以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
为纪念叶赛宁诞辰100周年，俄罗斯联邦梁赞省特制一枚金属珍藏纪念章。它的正面是诗人浮雕像，背面是叶赛宁赞美祖国的诗句和俄罗斯典型的田园风光，凹凸突出，富有立体感。梁赞省年轻的省长亲自将纪念章赠予我们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每一位代表。不消说，这是最为珍贵的礼物！
在六天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和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广泛接触与学术交流，结识了不少新的国际朋友，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扎哈罗夫、尤索夫、科舍奇金、古谢娃、卡尼约夫、南斯拉夫的西比诺维奇和日本的扇千惠小姐等等，这些学者都是叶赛宁诗歌创作研究领域里硕果累累的专家。
这次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我又被莫斯科州塔尔多姆地区召开的以“两个谢尔盖，两个朋友”为主题纪念叶赛宁诞辰100周年、克雷奇科夫诞辰106周年的隆重会议。在三天的时间里，除了学术会议、圆桌会议，还有参观访问，最后是告别宴会和舞会。那热情友好的待客氛围，那认真探讨问题的学术空气，令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50年代……
两次学术会议期间，我所接触到的各国代表都对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兴趣，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庞大科研队伍以及广泛深入研究的课题范围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而会后的三天时间里，我接触了不少普通俄罗斯居民，深深感到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关注，为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由衷地高兴。
此次俄罗斯之行，虽然行色匆匆，浮光掠影，却也深深感到对我来说属于第二祖国的明显变化：克里姆林宫墙外的马涅什广场昼夜施工的地下商城已接近尾声；在地铁入口处和地下通道等公共地方再也见不到前几年司空见惯的乞讨，老人和残疾人了；阿尔巴特街也已井然有序，不像往年那样喧闹和嘈杂；百货公司里商品琳琅满目；食品店里也见不到昔日排队的长龙；卢布与外币的汇率很少波动，人们宁肯持有卢布，对美元似乎无动于衷……“三M”公司曾使千百万俄罗斯居民上当受骗，人们已不再相信千奇百怪的广告宣传，不再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开车到别墅的房前屋后去培植或收获瓜果蔬菜……
当我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CA—910从莫斯科机场起飞升上夜空时，我又一次通过舷窗俯瞰这座光辉灿烂的城市，默默地向她告别，并祝愿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永远幸福和平安！
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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