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8日凌晨，年仅30岁的叶赛宁怀着“生”与“死”等同的混乱意识与矛盾心理，在列宁格勒“安格里杰尔”旅馆里迈进了天国之门，他“用绳子勒死”了自己。几年前，正是在这家旅馆的同一客房里与邓肯度过了他们的第一夜。死前，诗人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一首八行诗的绝命书：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你永铭于我的心中，我亲爱的朋友。
即将来临的永别
意味着我们来世的聚首。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也勿须握手，
别难过，别悲戚，——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可是活着，当然，并非奇迹。
就诗歌创作而言，20年代初期苏联诗坛上的三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之中受到高尔基赞赏的惟有叶赛宁一人。尽管就奋斗目标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与高尔基是一致的，但在文学创作如何为工人阶级的远大政治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服务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分歧。勃洛克，尽管也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但由于种种原因，高尔基对他并不欣赏。当年K.费定曾以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名义约请高尔基为《勃洛克诗选》撰写一篇序言，高尔基则婉言谢绝了①。可是对叶赛宁，高尔基的态度却全然不同。叶赛宁的死引起了当时正在国外疗养的高尔基的极大震动。为了探讨一下叶赛宁的悲剧所在，高尔基立即着手搜集叶赛宁尚未发表的爱情诗和苏联公开出版的叶赛宁诗集。与此同时，高尔基还搜集有关叶赛宁的死在国内外报刊上所引起的一切反应，打算写一部传记小说，描述叶赛宁“悲剧的一生”。②
①参阅《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865年。
②伊·格鲁兹杰夫：《我同高尔基的会见与书信往来》，《星》1961年第1期，第146—147页。
1926年7月初，高尔基在写给叶赛宁的遗孀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信中说道：“我把报纸上所有涉及叶赛宁的文章都搜集起来了，大概一无遗漏”。③高尔基认为叶赛宁的命运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部优秀小说的极其珍贵的素材”。①然而，高尔基的这项创作计划并未能实现，因为当时他正忙于写他概括俄国四十年社会生活的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写这部具有广阔历史画面的长篇小说，几乎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在给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谈到自己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时写道：“这项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深深地吸引着我。”②正在这种无暇它顾的时刻，高尔基收到作家阿·查培根寄自列宁格勒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不久前谢尔盖·叶赛宁自缢身死。这是多么可惜而又可怕的事情，他是那么有天才，那么富有俄罗斯灵魂——崇高的灵魂！”③查培根精辟概括叶赛宁的这几句话引起了高尔基的共鸣。高尔基一向对查培根的巨大创作才能十分敬佩，而且知道他是叶赛宁的知己，并熟悉农村生活，因此立即在回信中写道：
③《文学遗产》，第70卷，第643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
①《高尔基文集》，第30卷，第37页，莫斯科，1955年。
②《三人书简》，第16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叶赛宁的死使我痛心。您对他的评价很正确。他的生与死——这是您的创作课题，不知您想过没有？的确如此。谁也不会比您了解得更
深、写得更好。如果您写完了《拉辛》④以后尚未着手新的历史小说的创作，那么，说实在的，您应当写一部以叶赛宁为题材的小说。”但是查培根“迷”上了历史题材，因而未能着手创作高尔基建议他写的这部小说。⑤
④指查培根于1926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12期上的长篇历史小说《斯捷潘·拉辛》。
⑤《文学遗产》，第70卷，第643页。
高尔基对当时的某些文人不顾事实，甚至污蔑诽谤叶赛宁的恶劣行径十分气愤，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不少报刊文章中发现了许多有用的、至为重要的材料。1928年3月，高尔基在给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关于叶赛宁，已经出现了一大堆文章，它们对这位天才诗
人夭折的原因作了详尽的解释。”①关于叶赛宁的死，当时苏联国内外持不同政见的文人，曾掀起一片叫嚣声，把死因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在这一片叫嚣声中，作为白俄侨民的代表诗人巴尔蒙特最为突出。高尔基坚决驳斥了他的谰言，指出他“是个远远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根本不可能“公正地评判现实”。高尔基说：“叶赛宁的悲剧——这是泥罐子碰铁罐子的悲剧，是来自农村的人毁没于城市的悲剧。我想，这种悲剧不止一次地在俄罗斯重演着，但我不明白，这怎能怪罪苏维埃政权呢？”②针对当时国内外这类文人对叶赛宁的歪曲和污蔑，高尔基于1926年底写出《谢尔盖·叶赛宁》③这篇反映诗人真貌的特写，以正视听。但是，高尔基曾为之搜集的大量报刊文章，目的不只是要写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而且还为了写小说和论文。可这需要许多时间，因为，“关于叶赛宁，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很多”。④可是高尔基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因此，特写《谢尔盖·叶赛宁》表明高尔基关于叶赛宁只谈了自己准备谈的一部分印象和感想。高尔基创作以叶赛宁为题材的小说和写长篇论文的设想，最终虽然未能实现，但他的不少文学书简、讲话和文章，都涉及到对叶赛宁的评价。通盘分析和研究一下这些有关材料，对进一步了解叶赛宁及其诗歌必定颇有益处。
①《文学遗产》，第70卷，第20页。
②《文学遗产》，第70卷，第20页。
③《高尔基论文学》，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
④《文学俄罗斯》周刊，1965年10月1日。
高尔基最初于1915—1916年间在彼得堡见到叶赛宁，叶赛宁那有点闪亮的鬈发，天蓝色的绸衬衫和漆亮的皮靴以及朴素也有点拘束的表情，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叶赛宁刚刚离开农村，十分纯洁，他的诗洋溢着农村风景和俄罗斯大自然的朴素的美，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但是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文人从一开始就“过分地、虚假地赞扬他的诗”，一些颓废文人则千方百计地拉拢他，腐蚀他，使他一度陷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甚至成为他们的“俘虏”。对此，高尔基十分痛心，因为他曾在叶赛宁亲笔题词的赠书——第一本诗集《扫墓日》（1916）
里，发现了叶赛宁的巨大才能，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后来，叶赛宁对贵族沙龙的恶浊空气渐渐有所感觉，开始摆脱颓废文人的包围，向高尔基靠拢。高尔基对他十分关心，引导他参加一些书刊的集体项目，例如，建议他为儿童文学作品年鉴《虹》创作童话（叶赛宁的童话诗《婴儿耶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16年底创作出来的）。此后，1917—1918年间，叶赛宁常常去拜访高尔基。关于这一点，马雅可夫斯基曾经
写道：“叶赛宁突然出现了。革命后我在高尔基那里经常碰到他。”①
①《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12卷，第94页，莫斯科，1959年。
1922年春天，叶赛宁在柏林的时候，《前夜》报社记者曾对他进行过采访。记者问：“您怎样看待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叶赛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爱俄罗斯。除了苏维埃，俄罗斯不会承认任何政权。只是到了国外我才完全明白，把世界从不可救药的小市民状态解救出来的
俄罗斯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①高尔基当时也在柏林。当他听说叶赛宁也到了柏林时，马上就想见到他。于是，5月17日高尔基同阿·托尔斯泰一起会见了叶赛宁。托尔斯泰盛情邀请邓肯和叶赛宁共进午餐，高尔基出席作陪。这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会见。叶赛宁把自己的单行本诗剧《普加乔夫》（1921）赠送给高尔基。高尔基请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叶赛宁朗诵了《狗之歌》（1915）。这首诗抒写的是一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情景：
①参阅普罗库舍夫：《对俄罗斯的沉思》，第54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88年。
早上，在黑麦秆搭的狗窝里，
破草席上闪着金光：
母狗生下了一窝狗崽——
七条小狗，绒毛棕黄。
她不停地亲吻着子女，
直到黄昏还在给它们舔梳，
有如雪花儿融成水滴，
乳汁在她温暖的腹下流出。
晚上，雄鸡蹲上了
暖和的炉台，
愁眉不展的主人走来，
把七条小狗装进了麻袋。
母狗在起伏的雪地上奔跑，
追踪主人的足迹。
尚未冰封的水面上，
久久泛起涟漪。
她舔着两肋的汗水，
踉跄地返回家来，
茅屋上空的弯月，
她以为是自己的一只狗崽。
仰望着幽幽的夜空，
她发出了哀伤的吠声，
淡淡的月牙儿溜走了，
躲到山冈背后的田野之中。
于是，她沉默了，仿佛挨了石头，
仿佛听到奚落的话语，
滴滴泪水流了出来，
宛如颗颗金星落进了雪地。
这生动真实的形象和真挚动人的感情使诗富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在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面前，叶赛宁朗诵了这首诗，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此诗的悲哀氛围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里闪着同情的泪花。
诗的开头是一系列朴实的描述性意象把时间、地点和事件交待得清清楚楚：清晨，农家黑麦秆搭的狗窝里，一只母狗在破草席上生下了七条绒毛棕黄的狗崽。接着，诗人通过典型细节的描述，讴歌伟大的母爱（母狗整整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子女舔梳，与此同时，象征生命之源的乳汁“在她温暖的腹下流出”）。正当母狗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祸却从天而降：晚上，愁眉不展的主人走来，把七条小狗装进麻袋背走了。
此时，母狗拖着产后疲软的身子，冒着严寒，追踪主人留在雪地上的足迹。至此，诗人突然煞笔，改用诗歌蒙太奇手段，让意象跳跃，把七条小狗溺水的全过程删去了，诗的画面只出现“尚未冰封的水面上，久久地泛起涟漪”的镜头，使催人泪下的一幕悲剧达到了顶点。继而是描述母狗舔着两肋的汗水，踉踉跄跄地回家，而且误以为茅屋上空的月牙儿是她的一只狗崽。只因诗人精心安排了这一虚拟性的意象，才引出母狗深沉“哀伤的吠声”这样的诗句，从而使母狗由喜转悲的绝望心境跃然纸上。
像人世间所有失去子女的母亲一样，默然流出的泪水蕴含着多少内心的痛苦，释放出多少伤心的回忆！这痛苦，这回忆，无不叩击读者同情的心弦，无不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
此诗层次井然，结构完美，恰到好处的收煞把人引入无限怅惘和沉思的诗境。
在托尔斯泰书房里的这次会见，叶赛宁还朗诵了自己的诗剧《普加乔夫》片断，也赢得了高尔基的赞赏。高尔基在《谢尔盖·叶赛宁》一文中具体谈到《狗之歌》这首诗时写道：“依我看来，在俄罗斯文学中他是第一个善于描写动物的人，并且是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写的。”从对动物的抒写，读者可以看到诗人与大自然和农村的紧密联系。据俄罗斯学者玛·莫罗佐娃统计，出现在叶赛宁诗中的动物名称近百种，其中“马”、“牛”、“狗”的“造型”最为常见。而在这三种富有喻意和象征的动物（马——坚忍力量之象征；牛——生命赖以维持的乳汁之源；狗——人的忠诚朋友、保护者）分别在27、25、19首诗中出现过。①
①参阅《谢·叶赛宁·创作问题》第102—199页，“现代人”出版社，1978年。
高尔基一方面对叶赛宁的诗歌才能和纯洁而真挚的感情感到由衷地高兴；另一方面又对他被当时风靡欧洲的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名士派包围感到不安，而且这种不安的心情直到获悉叶赛宁悲剧式的死这一消息之前，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1924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回到祖国以后，他的诗歌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涨。在他的诗里，纯粹俄罗斯式的、人民的、革命的因素又占了主导地位，革命主题出现在《故乡行》（1924）、《大地的船长》（1925）、《伟大进军之歌》（1924）、《二十六人颂歌》（1924）等诗里，而且第一次以广阔的历史画面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叙事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值得指出的是，叶赛宁的抒情才能充分体现在组诗《波斯抒情》（1924—1925）里。当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叶赛宁完全克服了他诗歌创作中的内在矛盾，但是却表明他从长期的迷误中摆脱了出来，既克服了最初形式主义流派的影响，也排遣了身在异国格格不入的人们中间那种孤寂之感。他由衷地希望贫穷落后的祖国变得“钢铁般坚强”，再也不愿听那往昔的“老牛破车的吱呀歌声”。在叶赛宁最后的几年里，高尔基一直密切注视着他的创作。
不论是1924年刊载在列宁格勒杂志《俄罗斯同时代人》上的抒情诗，还是在1925年春天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的叙事诗《安娜·斯涅金娜》，高尔基都一一细读。1925年6月，高尔基在意大利索仑托疗养时，还特意写信给作家伊·巴别尔，索要叶赛宁的最新诗集。①
①《文学遗产》，第70卷，第643页。
叶赛宁对高尔基则极为尊敬，高尔基当时发表在《红色处女地》和《探照灯》杂志上的每一篇作品，叶赛宁都细心拜读。他还在给当时在国外疗养的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常常想到您而且想得很多……
我只是想告诉您，整个苏维埃俄罗斯都始终惦记着您，关心您在那儿的情况和您的健康状况……我们大家对您的每一句话都十分注意和细心倾听……”②高尔基曾送给叶赛宁一个手提箱，叶赛宁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将它带在身边。
②《叶赛宁文集》，第5卷，第167页，苏联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
叶赛宁的死使高尔基十分悲痛。高尔基曾对邓肯说过：“自从果戈理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遗憾的是，果戈理精神错乱而离世，普希金在风华正茂时遇害，诗人的命运大多为一出悲剧。”③
③《邓肯的最后岁月》，第144页。
当时，高尔基在寄往国内的大部分信件里，都提及这件事，承认叶赛宁是个具有杰出天才的诗人，对他的死感到难忍的痛心。1926年1月9日，高尔基在寄给文艺理论家伊·格鲁兹杰夫的信中写道：“叶赛宁的诗使我失魂落魄，尽管我早就预感到，而且似乎深信不疑，这个小伙子会有不幸的结局。”①
①《星》，1961年第1期，第146页。
叶赛宁死后，每当高尔基接触到诗人的作品，一种惋惜的难忍的痛苦便袭上他的心头。1926年6月17日，当高尔基读完了《叶赛宁诗文集》
的第1卷时，便“悲痛和气恼得几乎喊叫起来”。②与此同时，高尔基不断思考造成叶赛宁的这种悲剧的原因。思考诗人内心的冲突、创作的矛盾和命运的乖戾。高尔基认为叶赛宁的死并非偶然，他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社会关系发生伟大转折的时代所引起的冲突的反映。因为这种转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心里加以接受的，用高尔基的话说，叶赛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晚了，或者说实在是太早了。”③高尔基的这种看法，在叶赛宁本人的抒情自白里也可以找到论证：
②《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③《星》，1961年第1期，第146页。
我并不是一个新人！
这有什么可隐瞒？
我的一只脚留在过去，
另一只脚力图赶上钢铁时代的发展，
我常常滑倒在地。
（《正在消逝的露西》，1924）
在高尔基看来，导致叶赛宁悲剧的根源还在于城乡之间的矛盾，即“泥罐子碰铁罐子”的矛盾：“他的生与死是一部大型艺术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最好不过地代表了城乡关系的悲剧。”
高尔基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不论是1928年会见军队记者时①，还是1930年同作家突击队员们谈话时，都明确表达过：“这里，问题十分清楚而明确。一个农民诗人，就是说那个泥罐子，同铁罐子——城市相撞了，必然会被撞得粉碎。”②毫无疑问，高尔基这里所说的农村与城市，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古老的俄罗斯农村与资本主义的城市。那时，正是叶赛宁从自由广阔的大自然来到彼得堡贵族沙龙狭小天地的年代，高尔基于1926年3月24日从那不勒斯寄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曾具体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农村青年，浪漫主义者和抒情诗人的悲剧……我是在叶赛宁初到城市的时候见到他的……城市兴高采烈地迎接他，犹如贪食者见到一月的草莓。人们开始像伪君子和心怀嫉妒的人那样过分地、虚假地赞扬他的诗……他很早就感觉到城市会毁灭他，并且用优美的诗句描写了这一点。他虽然仍是一位非常独创的抒情诗人，却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无赖。我认为，他之所以耍无赖，是出于绝望，出于对毁灭的预感，同时也是出于对城市的报复。”③不言而喻，高尔基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城市的社会弊端，指出一个自学成才的纯朴诗人怎样被这个城市腐蚀和“吞噬”了下去。高尔基一方面看到颓废文人对叶赛宁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到叶赛宁自身精神常常出现的骤变。叶赛宁虽然满腔热情地欢迎十月革命，但最初未能理解改变旧农村生活风习的意义。他寄托于革命的是建立“农民天堂”这种乌托邦（《伊诺尼亚》，1918）。他担心未来“机器王国”可能征服农村。他的不少诗里都流露出这种惴惴不安的忧虑心情。
①《真理报》，1928年7月9日。
②《高尔基文集》，第26卷，第91页。
③《三人书简》，第41页。
高尔基曾把叶赛宁同伊萨科夫斯基进行比较，从而认为叶赛宁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叶赛宁未能理解城乡“联系”的深远意义，而伊萨科夫斯基则“很好地理解了城乡‘联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很好地看到
了这一‘联系’的过程并且由衷地感觉出日常生活中的奇迹”。①叶赛宁虽然也是属于革命诗人之列，虽然也歌颂革命新事物，也承认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伟大正义性，但他未能摆脱同古老农村的联系，换句话说，依然留恋旧农村，为其受到“冲击”而叹息。尽管如此，高尔基仍然认为叶赛宁属于俄罗斯大诗人的行列。高尔基在给查培根的信中谈到叶赛宁时还写道：“一个多么纯洁、多么俄罗斯式的诗人啊！我觉得，他的诗作可以使许多人清醒起来，可以使许多人‘醒悟过来’。”②针对某些批评家避而不谈叶赛宁对苏联诗歌发展的影响和意义，高尔基于1929年曾明确指出：“你不能把谢尔盖·叶赛宁从我们的现实中掩盖或勾消的，他表现着许多万人的呻吟和哀号，他是新与旧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鲜明和戏剧性的标志。”
①《高尔基文集》，第30卷，第310页。
②《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第81页。
可见，高尔基对叶赛宁及其诗歌作品，都不止一次地给予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叶赛宁其人及其创作道路，是十分珍贵和重要的。不过，从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来看，叶赛宁及其诗歌创作、诗歌传统、美学特点和影响，还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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