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去世一周年之际，一名少女在叶赛宁坟头开枪自杀了。她在留下的遗书上写道：“1926年12月3日我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残生，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尽无休地狂吠，但是这对他、对我都已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①这个殉情的女子名叫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她于1897年生于彼得堡。她的父亲是个俄国籍的法国留学生，母亲是格鲁吉亚人。
①此系爱称，即加琳娜。
她5岁时，由于父母离婚而被寄养在姨母家里，后被收为养女。1917年她毕业于彼得堡中学，获金质奖章。同年她加入共产党，并考进哈尔科夫大学。国内战争开始后，白军封锁了哈尔科夫。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力图越过封锁线，前往莫斯科，去跟党的领导机关取得直接联系。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莫斯科，被安排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作秘书工作。从1922年开始，在《贫农报》编辑部当秘书。
举止大方和简朴服饰是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最大的魅力。她虽然年轻，但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她为人正派，一心要献身党的事业。凡是跟她熟悉的人都对她的工作热情和道德品质无比敬佩。A.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很聪慧、漂亮……我每一次同加丽雅①相遇，
都欣赏她的内在力量，她的心灵之美。”②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第一次见到叶赛宁是1916年在彼得堡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上。叶赛宁的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的名字渐渐地在她头脑中淡薄了。三年以后，即1919年，“每当莫斯科举行诗歌朗诵会，听众提前两个多小时就挤进了寒冷的大厅里等候，为的是亲眼看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亲耳听听他们的朗诵。”③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正是这些狂热的听众之一，她在莫斯科的一次文学晚会上又听到了叶赛宁的诗朗诵。叶赛宁的诗新颖自然，既没有矫饰也不朦胧，它们犹如滢澈的涓涓清流，缓缓流进了她的心田。后来发生的一切，她的女友在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记述：“从此，凡是叶赛宁的朗诵，没有一次我们不去听的。而且，我们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号。我们如此兴高采烈地向他致意，如此狂热地对他鼓掌，以致当他登上舞台时竟然注意到我们俩，并向我们点头致意。有一次，出席晚会的人多得出奇，我们只好穿过舞台向出口挤。叶赛宁出乎意料地走到我们跟前说道：‘姑娘们，明天到我那儿去吧，会有不少优秀诗人朗诵。拿去吧，这是我的地址。’我们好比上了七重天，但是久久踌躇不决：去还是不去。最终还是去了。
②《文学格鲁吉亚》1969年第5—6期，第187页。
③见《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第2卷，第51页，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同叶赛宁相识，并且直到诗人死前一直保持着友谊。”①
①参阅E.纳乌莫夫：《有争议与无争议的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79年，第273—274页。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见解。凡是叶赛宁的诗，她都熟读强记。她也常常沉思默想，深刻领会他的诗的寓意和哲理，把叶赛宁的诗当作终日的精神粮食。她对自己能在智慧学识上与叶赛宁亲密相契而感到自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自从与叶赛宁相识就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他，她从来没有向叶赛宁提出过什么要求，只是默默无闻地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编辑和出版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上。叶赛宁在1924—1925年写给她的许多信中无不流露出对她的尊敬与友谊。加丽雅所关心的首先是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千方百计给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发挥诗人更大的天才。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思想深刻，艺术见解新颖别致。叶赛宁常常同她探讨创作技巧问题，例如有关如何“采用动词押韵”问题。人是有感情的，叶赛宁不可能觉察不出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对他的那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后来，当叶赛宁爱上伊莎朵拉·邓肯，②并同她结婚、出国旅行，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
②见本文第三节。
但她不是一个个性懦弱的女子，她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而是硬着心肠，独自去忍受痛苦，在沉默中偷偷地自我排解，在缱绻的相思中把叶赛宁怀念。然而，细心的人们毕竟察觉到她怎样一天天地变得阴郁、忧愁、惘然。1922年5月至1923年8月，叶赛宁在国外期间给国内友人的信中，曾不止一次地列举了几十个朋友的名字，让转达自己的致意和问候，但一次也没有提到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名字。叶赛宁不会不知道加丽雅对他的思念和渴望他归来。他知道，普通的问候只会更加刺激她心灵的创伤。叶赛宁与邓肯结婚后感情上逐渐产生矛盾，在巴黎时竟闹得不可开交，关系趋于破裂。一返回莫斯科，叶赛宁就送她到高加索去休养，自己则搬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那里去住，而且，搬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在他慈父般照料下的两个妹妹——19岁的卡嘉和13岁的舒拉。卡嘉有着活泼的性格，整个身心都充满了青春活力，令人联想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舒拉则聪颖沉思，富有智慧，正像叶赛宁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像翻开圣经似的打开厚厚的《资本论》”（《故乡行》）。她们有理想，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从农村来到莫斯科学习。面容憔悴、精神哀怨的加丽雅问道：“您在国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噢，不，我的朋友，我心里默默给您写过不知多少封信了……”听到叶赛宁这样的话，她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凝视着叶赛宁，这一切说明她一往深情地爱着他。叶赛宁所需要的那种和谐温柔的气氛似乎又失而复得了。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举止娴静文雅，性情温柔大方。在这个和睦相处的新的家庭里，叶赛宁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加丽雅对叶赛宁正在上学的两个妹妹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叶赛宁的母亲也从乡下到莫斯科看望过她们。后来，加丽雅还专程去叶赛宁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探望过他的双亲。
叶赛宁的父母十分喜欢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临别时洒泪相送。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回忆起这些岁月时，内心就充满了对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崇敬和怀念。①
①见《回忆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65—68页。
爱情是自私的。邓肯在克里米亚时收到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不要再给叶赛宁写信和拍电报。他跟我在一起，永远不会回到您身边。
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②邓肯立即给叶赛宁拍去了一封电报，请求解释事情的原委。她没有收到回电，第二天便乘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②参阅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79页。
许多年以后，当叶赛宁、邓肯、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都已长眠地下的时候，人们才得悉，叶赛宁曾给邓肯拍过回电。叶赛宁用铅笔打的电报底稿上写道：“还在巴黎时我就说过，回俄罗斯后我便与你分手，当时你怨恨我。我爱你，但我不想跟你同住。现在我已结婚并且感到幸福，愿你同样如此。叶赛宁。”③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日记中提到，叶赛宁曾把这封电报的底稿给她看过。她向叶赛宁指出，如果要同邓肯结束这种关系，最好不要提到“爱”。叶赛宁翻过底稿，用铅笔在反面写下：
③参阅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80页。
“我爱上了另一个人，我已结婚并感到幸福。”①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与叶赛宁虽然只是同居，但她认为自己与叶赛宁已是正式夫妻。此时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虽然胜券在握，内心却另有一番凄切的感觉。
①参阅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80页。
叶赛宁十分信任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办事能力。当他不在莫斯科时，事无巨细，统统托她办理。1924年叶赛宁离开莫斯科去高加索之前留下的证明信中写道：“兹委托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代为同国家出版社签订拙著《白桦花布》诗集的出版合同和领取稿酬。”②然而，叶赛宁与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共同生活为时并不很长，他从巴库寄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1925年5月11—12日写的，其中提到他健康状况欠佳，需要
检查和疗养，此信最后一行已预示着他们即将分手：“身体恢复之后，我将改变自己的生活。”③一个月以后，即1925年6月16日，叶赛宁在给妹妹卡嘉的信中写道：“发生了很多事情，变化很大，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的生活的改变。我要娶托尔斯塔娅，④并一起去克里米亚。”
②《叶赛宁文集》，第5卷，第129页。
③《叶赛宁文集》，第5卷，第165。
④即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
叶赛宁的离开，又一次使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但她的性格和为人决定了她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承受命运的打击。她没有恳求什么，也没有怨恨，而是默默地埋头于工作，保持自己素有的自尊和“高傲”。她知道，这是叶赛宁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她已无能为力，无法给他指点迷津，为此她更加苦痛。她回想起自己同叶赛宁相处的日子里的幸福与欢乐，如今这一切都有如东去的流水，一去不回。她知道叶赛宁的性格弱点，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因此她只得怀着同情和忧伤的心情忍耐着，但仍一如既往，像第一次见到叶赛宁那样崇拜他，爱戴他。她觉得，只有在叶赛宁身上才能找到一股自己赖以依靠的精神力量。1925年秋天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疗养院去疗养，12月又到特维尔省的一个僻静的农村去休养，指望在那里恢复内心的平静。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村庄没待多久，便得到令她更加悲痛的叶赛宁的死讯。处于严重精神刺激中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没有赶去参加叶赛宁的葬礼。她了解叶赛宁的内心矛盾，本以为叶赛宁迟早还会回到她的身边。而今，她已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1926年1月中旬，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回到莫斯科。她曾打算撰写一本书，描述叶赛宁的爱情观念和自己的不幸。但是，她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的精神有些失常，叶赛宁的身影时时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神思恍惚，灵魂仿佛已随叶赛宁而去，遨游在广阔无垠的天际。这年冬天她终于在叶赛宁坟头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命运，如果只是属于一起恋爱悲剧，也许就没有必要去详细叙述它的始末。这段历史远远超出个人情感的范畴，它关系到诗人的艺术思想和文学观点的演变。根据许多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录的记述，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叶赛宁生前经常同周围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论19世纪文学、苏维埃诗歌和他自己的创作。然而，叶赛宁最后几年主要是同谁交换思想和探讨诗歌创作思想与艺术构思呢？今天，大量的史料证明，首先是同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加丽雅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听众和欣赏者，而是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
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的见解与建议。读者在《叶赛宁文集》第五卷里可以读到诗人写给加丽雅的14封信和加丽雅写给诗人的10封信。这些信是1924年4月至1925年5月写的。这正是叶赛宁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总是详细地回答叶赛宁所感兴趣的任何问题，对他信中所托办的修改诗稿和安排出版事宜都一一照办。可以说，她是叶赛宁的全权代表。但没有叶赛宁的应允，她是从来不自作主张决定重要事情的。她的每一封信都渗透着对叶赛宁的敬爱和尊重，有关诗集的名称、诗的排列顺序、封面设计、请谁撰写序言等等问题，她都在信中征求叶赛宁的具体意见，同时也向诗人阐述自己的看法。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是诗人的得力助手、参谋和秘书。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知道，叶赛宁有时会陷入精神抑郁和心情落寞，对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她信中总是洋溢着无比关怀的热情，经常以文坛大事去吸引他的兴趣，例如，问他读过“1924年苏联文学综述”的文章没有，是否知道别德内依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报告等等。1924年是叶赛宁诗歌创作上根本转折的时期，他在《斯坦司》中表示要研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要成为新时代的“歌手和公民”。这首诗被后来的评论家视为叶赛宁的诗歌纲领。但这首诗里有极不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意气用事”的诗句。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耐心地向叶赛宁指出这种既有碍诗人名声又有损于诗的思想内容的不妥之处。原来，以别德内依为主席的“同志审判会”曾由于叶赛宁及其“朋友”们酗酒肇事而提出过警告，叶赛宁耿耿于怀，在诗中硬加进对别德内依大不敬的几行。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充分肯定《斯坦司》的同时，帮助叶赛宁认识自己的缺点。总之，仔细阅读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给叶赛宁的信，可以看出她对叶赛宁及其诗歌创作的良好影响，可以看出叶赛宁在自己的艺术思想的探索中找到了忠实朋友的可靠支持。加丽雅在叶赛宁心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这可从他1924年4月15日写的信中看到：“亲爱的加丽雅！我再对您重说一遍，对我来说，您是极其宝贵的。再说，您自己也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是无限凄凉的。”①叶赛宁对加丽雅的深情还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出来。苏联不少学者认为，组诗《波斯抒情》中的“北方姑娘”指的就是她：
①《叶赛宁文集》，第五卷，第128页。
莎嘉奈啊，莎嘉奈，我的姑娘！
还有个少女啊，远在北方，
那人儿和你是如此相像，
她也许正凝神将我遥想……
叶赛宁自杀之前，曾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了一首八行诗的绝命书：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你永铭于我的心中，我亲爱的朋友。
即将来临的永别
意味着我们来世的聚首。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也勿须握手，
别难过，别悲戚，——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可是活着，当然，更非奇迹。
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呢？起初，研究家们倾向于认为，是写给诗人的第一任妻子拉伊赫的。然而，自从加丽雅殉情之后，谜底才终于被揭开：诗人绝命诗中的“亲爱的朋友”乃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生前一直以叶赛宁的“朋友”这种身份出现于社交场合，她的智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崇敬和钦佩。当人们翻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写给叶赛宁的书简时，立刻会感到它们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叶赛宁的为人及其艺术思想的演变，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本人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她的诚挚的为人、炽烈的激情和顽强的性格。她虔诚地崇拜叶赛宁的才华，同时也怜悯他在爱情方面的不幸，而崇拜与怜悯相混合的感情构成了她对叶赛宁执着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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