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萨
萨特双目失明了。
他总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引起的心脏病复发和高血压持续不降，使得左眼急性出血。3岁时他的右眼便失去了功能，如今另一只好眼睛已无法辨别物体和面孔，也无法看清自己所写的东西了。经眼科专家们诊断，萨特眼睛的状况已无法逆转。
理应十分沮丧的萨特，看去却不怎么感到悲哀。只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反反复复修改乃至重写了。现在，西蒙·波娃给他念东西时，他只能作些最简单的口头修改。
西蒙·波娃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她患有剧烈的关节疼痛症，并开始服用激素药品可的松，引起了面部组织肥胖，好在这药有效地消除了病痛。
为安慰萨特，阿莱特也常来和萨特作伴。在萨特失明前的一些晚上；萨特和他的这位养女--萨特曾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收养了这位女儿--一同演奏音乐，萨特弹的是一架竖式钢琴，阿莱特带来她在师范学院时的小提琴。现在，萨特失明了，阿莱特隔天来待上几个小时，给他念东西，陪他说说话儿。朋友们说，萨特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
十分遗憾的是，萨特再也看不到《为什么要有以色列？》这部影片了。这部历时3个多小时的影片，由朗兹曼编写、构思和导演，西蒙·波娃作为监制人之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以之间的10月战争，以色列打了胜仗，这使犹太人失去了作为受害人的传统形象。西蒙·波娃哀叹以色列竟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过，她也不赞成巴勒斯坦人以摧毁以色列为目标的作法。
失明后的萨特，只好放弃了《家庭白痴》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写作。放弃福楼拜是痛苦的，评论界就已经问世的几卷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获得成功的著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动态作品，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的效果。”可是，无所事事是萨特无法接受的。他和西蒙·波娃开始了一系列的“自传谈话”，两人之间摆一台录音机，有关的话题触动着他们的思绪。这样的日子，因此变得丰富而有趣。
萨特一生接受过不计其数的采访。他的谈吐生动、活跃、风趣，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
此时萨特年近七十，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这次谈话比以前更见坦率、直白，无任何掩饰，出入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有西蒙·波娃同他对话。萨特曾由衷地认定，西蒙·波娃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在与他同等的水平线上，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加之他们是在一起生活数十年的终身伴侣，因了她对过去生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的不足；而且，得益于她的适时启发、引导和提示，萨特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使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表达。正如《向萨特告别》一书的译者黄忠晶在序言中所评价的：
“他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经西蒙·波娃听录音机整理出来的这部长篇谈话，分“文学和哲学”、“阅读与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与平等”、“骄傲”、“他人--同男人的关系”、“他人--同女人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与自由”、“时间”、“一生”、“死亡与上帝”等部分。西蒙·波娃在“前言”中写道：
这些谈话是1974年夏秋时节先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进行的。有时萨特感到疲劳，问题回答得不很好；有时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够灵活，没有提到要点上。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些谈话是按照主题整理的，同时它们又多少保持了时间的顺序。我想让这些谈话有一个适合阅读的形式--大家知道，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同完全是写出来的东西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并不想用文学语言来修饰它们--我想保留它们那种出于自然的色彩。在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散漫无章的段落，一些停滞不前的地方；在其中还可以找到重复甚至矛盾的话语。如果改动这些地方，我怕会歪曲萨特的原意，会让那些含义微妙之处消失殆尽。关于萨特本人这些谈话似乎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但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萨特曲折的思想历程，听到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由于这部长篇对话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和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这就大大增加了对一个人的平和性和可理解性，使人们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有了一个真切和立体的了解。“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自然，西蒙·波娃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 《萨特其人》活生生再现了萨特
由阿斯特律克和孔塔拍摄的纪录影片《萨特其人》，终于在1976年10月发行了。
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是在1972年2月至3月拍摄的。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该影片的摄制曾中辍3年之久，此后于1975年秋和1976年冬完成了拍摄和剪辑。影片于1976年5月27日首映于嘎纳音乐节，曾因观众拥挤非常而采取了专场放映的形式。影片之所以如此受到观众欢迎，是因为《萨特其人》具有诙谐的透明度，活生生再现了一个极其坦率和富有吸引力的萨特，在追溯他的生活和人生旅程时，既不回避他的惊讶困惑、疑虑踌躇，又反映了他的不避艰难、孜孜以求。
西蒙·波娃对影片做了满怀深情的修改。
戈兹、普隆和博斯特则充当了和蔼可亲的顾问，常常倾注心血地对影片提出建议。
几十年风尘在眼前席卷而过……
银幕上，萨特坐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的工作室里，一面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一面用他那尽人皆知的生硬刺耳的声音叙述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叙说他对偶然性和他自己容貌丑陋的发现--在70岁的萨特的心目中，这两者似乎联系在一起的--A·马德森这样写道。萨特娓娓叙述着他与尼赞的友谊，他与西蒙·波娃的结识，勒阿弗尔的令人恶心的岁月，1940年的战俘营，战后的存在主义声名和与共产党人的论争，以及通过剪辑新闻短片再现他出席自己的剧本的首演式，他访问古巴以及1968年与西蒙·波娃在街头兜售革命报纸时被送上警车的画面。
再过一年，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结识50周年了。西蒙·波娃深情地说：“自从我21岁以来，我从未孤独过。”萨特回首往事，亦充满欣慰地认为是个美好的人生。“我看不出我能对生活有什么指责，它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同时，它又使我明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萨特其人》中既有西蒙·波娃作为剧中人的直接参与，也有关于这一对心心相印的伴侣关系的生动描绘：
康塔特：（对萨特和西蒙·波娃），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们的写作中，你们是怎样互相帮助的？
西蒙·波娃：我们的基本作法是互相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在我发表作品前，我总是先把原稿拿给萨特看。萨特也很少在未经我先看原稿之前发表他的作品，我们互相阅读我们正在写作的作品，然后一起对它进行讨论。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即使我们起初会抵制对方的批评，但在最后我们总是考虑对方的意见。我们也讨论其他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些著作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做使我们感受一致并得到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看法。萨特或者我经常顽强地捍卫各自原初的见解，但在最后我们又都很少互不让步。
萨特：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实际上那恰好就是福楼拜所要求的：一个能把自己置于作家思想的中心位置的批评家。那就是我们相互之间所做到的了。我们各自了解对方的意向，知道各自想说些什么或者我们想证明些什么。因此，我们能在相互了解的范围内互相批评，把我们自己置于对方思想的中心位置……
阿斯特鲁克：在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吗？
萨特：曾经？任何时候都是如此！（笑）
博斯特：我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听到过一些相当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有歇斯底里的尖叫。
西蒙·波娃：有时，我们的争执是这样的高声大气，以至于博斯特--我们用餐的同伴--来到门口，听到这样的尖叫后，会不按铃，蹑手蹑脚地走开，说：“待事情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吧。”事实是，在声调上的争论比实际上的争论要激烈些。
萨特：那可能是真的，但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能够洞察你的作品，现在我知道了你的全部诡计，从你的第一本书开始，你就一直在说谎……”（笑）
西蒙·波娃：不，我从未说你撒谎。我所说的是，我能明白你的方法，你的技巧。因为，从《可尊敬的妓女》的最初版本看，它实际上是非常粗劣的，你花了三天时间改写了它，它才比较地好些了。但实际上，我们相互之间有时是非常严峻的。康塔特：萨特，你曾公开宣布说，一般说来，你宁可要女伙伴而不要男朋友，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萨特：首先，有生理的原因。当然丑陋的女人是有的，而我喜欢那些生得俏丽的。其次因为她们是受压迫的。因此，她们用行话使你厌烦的事很少，她们倾向于使她们的谈吐处于较高水平的感受上。那意味着你可以与一个女人一起在咖啡馆的阳台上进行一番谈话，谈论由此经过的人们。今天女人的感受性比男人更有趣。在我看来，男人的感受性缺乏技巧，他们是由政治和一些道德原则所构成的。男人是习惯的生物。你知道拉坎曾经常说：“男人是滑稽可笑的。”
啊，我认为我们都是滑稽可笑的，女人则不然。
高茨：你知道，或者你是否有机会对此花过些时间，一般说来，人们称之为“得到了解放的妓女”是什么样的女人吗？美国就充满了她们。
萨特：听着，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西蒙·波娃，但在我看来，她好像就够解放了。（笑）
高茨：但你和西蒙·波娃并非经常坐在咖啡馆的阳台上--我猜想--注视着世界的变迁，或对过往者评头品足。
萨特：噢，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经常这样做。
我们马上就要去共进午餐，我们会注视着过往者并对他们评头品足。5年来，
我们一直这样做。
管豹窥斑。通过援引这一段文字，人们就完全可以感受和领略到这一对备受尊敬的伴侣，在朝夕与共、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是如何地热爱生活，热爱真理，热爱事业--包括热爱对方的事业。他们鄙弃没有生气的平静，向往并营造着诤友的气氛，并一直站在等高线上进行心灵对话。他们的著作既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成果，也无疑掺和着对方的智慧与心血。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议论不休的一对心心相印的孪生儿，作为众说纷坛的一对水乳交融的先行者，西蒙·波娃与萨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人物。
3. 永别了，萨特
西蒙·波娃在《与萨特告别》中对萨特临终前的情形作了翔实的回忆：
医生告诉我，由于他肾脏的血流量减少了，它们已不再起应有的作用，因而萨特虽然能排尿，但已不能排出尿素，为了挽救一个肾，有必要动一次手术，可他已无能承受手术。
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并不感到痛苦。……他睡得很多，但在与我说话时，他的头脑仍很清醒。有时几乎让人觉得，他对恢复健康抱有希望。在他病重的最后几天，普隆前来探望他，萨特要他倒一杯水，并且高兴地说：“下次我们将一起喝酒，那将是在我的住所喝，喝的将是威士忌！”可是，第二天，他问我：
“我们如何筹划丧葬开支呢？”我当然对这话题表示反对，并把话题岔到了医院的费用上，我要他放心，社会保障机构会照管这件事。然而，我看得出，他已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但这并没有使他不知所措。……他闭着眼睛抱住我的腰，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当我走进他的病房时，他睡着了。醒过来后，他没有睁开眼睛，说了几句话，随后向我撅起嘴唇。我吻了他的嘴和他的脸颊。他又睡着了。这些话和这些动作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它们显然与他不久于
人世有关。……
4月15日，星期二早晨，当我照例打电话问萨特是否睡得好时，护士回答说：“是的，但……”我立即赶到医院。他睡着了，呼吸十分沉重；他显然已昏迷过去，而且从昨晚以来一直如此。我在病房里留了几小时，守护着他。6点左右，我与阿莱特换了班，要求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打电话。9点，电话铃响了起来，她说：“完了！”我与西尔维一起来到医院，他看上去就跟原先一样，只是他不再呼吸了。……我找了一个机会，要求能单独留在萨特身边。在我作出准备钻进被单躺在他身边的举动时，一个护士阻止了我。“不行。当心……坏疽。”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褥疮的真正实质。我就躺在被单上面睡了片刻。5点，几个男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把一幅床单和一种套子盖在萨特身上，把他运走了。
萨特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噩耗，而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的文化巨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不再发出他那常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才更加深切地感到了他的失去了的分量。他在思想界留下来的一段空白，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够填补的。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充满深情地写道，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对于一个从3岁起就瞎了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要完成并留下50卷左右的浩瀚汪洋的著作，该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他是哲学家，师承海德格尔的学说，但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位德国的先行者，而成为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得心应手的体裁是戏剧，其成就更高于他的小说。他一生为数不多的9个剧本，如《苍蝇》、《间隔》等，在法国戏剧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和3部著名的文学评传：
《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集《境况种种》有10卷之多，其中除了关于法国文学、欧美文学的评论和文艺理论著作外，还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几乎可以说，萨特在精神文化、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仅仅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就是十分不容易了，何况是在这样多方面的领域里呢。
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巨人的标志。
萨特的影响不仅遍及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而且达到了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不同观点的人们对他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的道路时，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碑。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和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葬礼定在星期六举行。
吉斯卡·德斯坦总统传出消息说，他知道萨特不会希望国葬，但他愿意支付全部费用。西蒙·波娃他们谢绝了。总统便坚持要向萨特遗体告别。
萨特生前就多次跟西蒙·波娃说过，他不希望埋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火化。遵从他生前的愿望，便决定暂时把他埋在蒙帕纳斯墓地，然后将把他从那儿运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将送回蒙帕纳斯墓地，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穴中。
灵车在缓缓前行。西蒙·波娃和西尔维、她妹妹普佩特以及阿莱特守护在灵车上，一辆盖满鲜花和花圈的汽车在前面开路。一辆载着那些年迈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的小型公共汽车后面，跟着5万人的巨大人流，其中多数是青年。《现代》杂志的一些朋友在灵车后面组成一道屏障，在他们的周围，不相识的人们自发地手拉着手，形成一串锁链。人们带着深切的哀悼之情，一路上秩序井然。朗兹曼说：“这是1968年‘五月事件’示威的尾声。”
“至于我，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服下的安定药使我多少有点麻木，而且，由于我决心不倒下去，因此我的神经十分紧张。我暗自说，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可惜他对此不会有所感知了。当我走出灵车时，灵柩已经寄放在墓穴底部。我要了一张椅子，坐在尚未合上的墓穴边上，我的内心一片空白。我看到了爬在墙头、爬在墓堆上的人，眼前仿佛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星期三上午，在拉雪兹神甫公墓，萨特的遗体火化了，骨灰被送回蒙帕纳斯墓地。每天都有不知名的手，把一小束一小束鲜花放在他的坟墓上。“他的死真的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也不能使我们重新相聚。事情就是如此。我们能够融洽地生活得如此长久，这本身已足以使人满意”。
永别了，萨特！
萨特，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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