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击
名声使得西蒙·波娃和萨特在咖啡馆中消磨时光变得很困难了。她租下拉比歇里街道一套带家具的公寓，与萨特一起开始在那儿度过黄昏。
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住在一起。安娜·玛丽常常乐于替儿子寻求荣誉，她曾设想儿子的名声会体现在显赫的社交生活上，而她会十分接近这种社交活动的中心。她不赞成西蒙·波娃和自己的儿子的生活方式，但深深地爱着他们两个人。她常常指责他俩对她“隐瞒事实”。她感到最可叹的，是萨特的政治活动。
还在去年即1948年的8月至10月之间，萨特经受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和谴责。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一次共产党作家会议上，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称萨特是“拿笔的鬣狗”。10月30日，梵蒂冈圣职部将萨特的全部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一张官方的强行禁止罗马天主教会成员阅读的图书清单。
萨特加入革命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以后，为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解决欧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铁托元帅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已与斯大林划清了界限。柏林封锁仍在继续。美国总统选举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进行。接连更替的法国政府不再自吹要实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任何许诺，并在印度支那和非洲日益采取高压手段。鲁塞对共产党人极尽冷嘲热讽、攻击谩骂，赢得很多人喝彩。基层群众希望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保持一致，可是，因为共产党人敌视革命民主联盟，鲁塞正在滑向右翼。1949年初，来自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卢卡奇对萨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冬天，斯大林主义和反共主义都达到了新的高潮。在亚洲的中国，毛泽东摧枯拉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南京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人们在疑虑：美国会不会干涉？倘若美国把军队集中在远东，而哪怕是暂时放弃欧洲的话，俄国人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两强将在德国和法国直接对抗。……
这便是本世纪40年代末叶的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动荡，喧嚣的多事之秋。
2. 人们以异样的目光阅读《第二性》
《第二性》的第一部出版了。
这时，《现代》杂志已连载完了第二部中的《性的引入》《同性恋者》和《母亲》这几章--第二部由伽里玛出版社在1949年11月出版。在一次为这本书取名的献计献策会上，萨特、小博斯特和西蒙·波娃从“他人”、“从属者”、“另一性”等名字的基础上，由小博斯特一锤定音，提议用“第二性”作为书名。
按照西蒙·波娃的说法、她写这本书纯属偶然。最初的想法只是谈谈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试图为在我眼中显得杂乱无章的图画理出一点头绪；不管怎么样，男子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认为女子是客体，是‘另一类’。”
这个假设当然可以用历史环境来解释，但萨特建议她同时在生理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她一边埋头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一边试图发掘埋藏在他们所作的阐述背后的确切的事实真相。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她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解：她把妇女的历史同遗产史联系了起来，她发现遗产是男性至上的社会经济演变的一个副产品。
“我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她写道，“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在年逾不惑之后，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在鼻子底下，但你却熟视无睹的一片新天地，既让人惊异，又促人奋发。人们对那本书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恰恰相反，写作这本书使我越发意识到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我只是认为，这种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我开始着手系统地从童年一直到老年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过程；我估量这个世界赋予妇女以及拒绝赋予妇女的种种机会，估量她们的种种局限，她们的好运和坏运，她们的逃避和成就。”
这本动笔于1946年10月，完稿于1949年6月的大书，应归功于她的丰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她那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的工作习惯。
第一卷受到了广泛好评，头一周就卖出了2.2万册。第二卷销路也不错，但却使人们大为震惊。好些人称她“大胆”。
“你好大胆！”克劳汀·科内兹对她说道，羡慕中满是怜悯的口吻。
“大胆？”使用这样一种口气和这样一个词汇，西蒙·波娃感到吃惊。
“你会失去一批朋友！”有人这样警告她。
“随他们的便吧。”她自言自语道，“假如因此失去了他们，他们就不能算作朋友。”
如传记作家A·马德森所言，《第二性》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进行考察，它不是阐述妇女的本质，而是根据她的处境，尤其是根据她的经济地位，来解释她。妇女的奴役和解放，是经济依赖和经济独立的结果，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穿近700页的全书。西蒙·波娃最惊人的断言则是：妇女的奴役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得以进步，是以妇女为代价的。此书写成至今数十年了，西蒙·波娃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通过天然差异，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然而，当时人们加给她的罪名可就多啦。
首当其冲是下流。书固然都是抢手货，但人们却以一双异样的眼睛来阅读它。并收到了顺口溜、书信、讽刺小品、忠告和劝诫等各式各样署名或匿名的东西。一封署名为“第一性中的几位活跃分子”的信中，嘲笑西蒙·波娃是什么得不到性满足啦，性欲冷淡啦，女同性恋者啦，男性阳具崇拜者啦，慕男狂患者啦，未婚母亲啦，等等。有人则说能给她治疗性欲冷淡症，有人则说能使她性欲降低，许多性欲狂躁者则将自己沉思的结果写给她，总之这些东西，在鞭挞、讨伐《第二性》的旗号下席卷而来。对此，西蒙·波娃不屑一顾。
但是，莫里亚克的态度却令她震惊了。他在写给《现代》杂志一位撰稿者的信中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
当然，为她辩护的大有人在。
如此强烈、如此广泛的反响，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令西蒙·波娃困惑不解。“在各拉丁语国家中，天主教鼓励男性的专横，甚至使这种专横变成性虐待。意大利的男子们倾向于把这种专横寓于狠亵之中，西班牙的男子们把它寓于狂妄之中，而惟有法国的男子们才把专横和卑鄙结合起来”。为什么西蒙·波娃这样估价法国男人呢？她是这样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
首先，因为法国男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受到女性竞争的威胁，不再受到举国上下的风俗的维护，而坚持这种优越性依然存在的办法，只有靠贬低女人了。其次是因为人们把意大利男人而不是法国男人当作理想的情人，法国男人天下第一的神话正在被现实击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了的妇女所持的批判态度伤害了男性同胞，使得他们怨恨满腹。
即以那些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例，他们总认为女子天生注定要比男子低级，布瓦德弗雷和尼米埃在《思想自由》上撰文批评《第二性》时，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说西蒙·波娃曾是一个神经质的可怜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为生活所骗，成年后是个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做爱，嫉妒成性，整日难受，在男人面前充满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让·吉通则怀着基督徒的狂热感情写道，《第二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的线索。阿尔芒·霍格则更为武断地认为：“由于她为自己是女人而自惭形秽，由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禁锢在男子看来她应有的身份中，因此，她拒绝男子的眼光，也拒绝自己的身份。”
其实，平心而论，西蒙·波娃自以为她从小时候到成年，并不曾因为性别而成为自己的负担，她的许多男性朋友对她并没有性别歧视，而是将她看成一个拥有各种权利的人。这种好运使得她免除了许多女人所拥有的种种怨恨和苦闷。至于有人认为她在假装为女性辩护的时候，蓄意对女性进行诅咒，亦是无稽之谈。她只不过是理性地客观地剖析了她们因自身身份产生的种种缺陷，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她们的优点和美德。
“我对那么多女性怀有那么浓厚的感情，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因此，我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名誉女子’，以此背叛女性，而且，我也从未受到过她们冷眼的伤害啊”。西蒙·波娃这样感慨道。
右派对《第二性》只是一味地厌恶，罗马把它列为禁书，这些倒还不太意外；问题是极右派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还有朋友群中所持的态度，则令她懊恼和难过了。
尽管西蒙·波娃同共产党极左派的关系甚是糟糕，但是她的论著中把许多东西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她期待他们至少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他们却是满肚子刻薄与不屑。《行动》杂志针对她刊登了一篇莫名其妙的匿名文章，还配了一幅照片，照片上面，一个女子同一条猿紧紧拥抱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也没给人多少安慰。朋友中，一位进步的学者还没把《第二性》读完，就把它掷到了地上。她的印象中，加缪则写了几句阴郁的话，责备她使法国男子们显得滑稽可笑--作为一个地中海人，他从小就有西班牙式的自豪感，允许女子取得平等的地位，不过，条件是女子在她们自己的、和男子分开的区域中不得越雷池一步。他曾爽快地向朋友们承认，在他看来，女子乃客体，他才是眼睛，才是意识，他讨厌被一个女人掂量、评价。他想象自己乐意的时候，给任何人恩赐快感；可是一旦有人对男人的这种能力提出疑问，则无异于把他们阉了。
当然，许多妇女也不同意她的见解。《第二性》使她们感到沮丧、对立、愤怒或害怕。但是，更多的妇女则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帮助。她们从此懂得了：她们的种种困难并不意味着她们自身的卑贱，而是女性普遍性处境的反映。于是，这一发现帮助她们避免了自惭形秽，许多人从中汲取了同这种处境作斗争的力量。西蒙·波娃总结这段经历时感慨系之，她写道：自知之明并不保证带来幸福，但是只有有了自知之明才可能明确无疑地去追求幸福，才可能得到为此奋斗的勇气。一些精神病专家告诉她，他们把《第二性》推荐给女患者阅读，这些女患者不限于知识女性，也包括下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包括女职员和女工。在各种年龄和各个行业的妇女写给西蒙·波娃的信中常常读到这样的话：
“你的书对我很有帮助，你的书挽救了我。”
距出版此书12年之后，她还继续收到，并且还在答复大量信件，作为一个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欣慰，令她充满自信的呢？正因为这本帮助了妇女的书，赢得了妇女们的关注和感谢，所以，渐渐地，书不再是诽谤和担心的对象。在以后的10年中，男人们编造的种种神话纷纷破产；许多女作家后来居上，比西蒙·波娃更为大胆地把性当作她们惟一的写作题材，写作时她们最起码也把自己当作一个观察者，一个主体，一个意识，一个自由人了。
总之，《第二性》这部著作奠定了西蒙·波娃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是她第一个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并存的“自然人”的地位？西蒙·波娃通过对现代女性的现有地位，对其在婚姻及母性义务中担当的角色一概提出疑问，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包括迄今公认为人之常理的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奴役的结果。她的一句名言是：“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女人一旦把自己摆到任何一个男人之下（哪怕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她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的状态。鉴于此，西蒙·波娃认为现代女性的出路是完全的独立，争取与男性完全一致的权利；要打破一切社会成见、习俗观念，以及自身的心理偏见。
她自己对此更是身体力行。她与萨特终生相随，但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义务和约束，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观念不啻是一种极大的冲击。所以，《第二性》在那些标榜传统道德的家庭中一直被视为禁书，而在西方的激进青年中却一直视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的末尾写道：
“我无法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情形作更好的叙述，一切在于男女能共同去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获得最高的胜利，而且通过他们不能达到平等的自然相异之处，去加强证实彼此的手足之亲。”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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