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人的血》：一个地下抵抗组织的精神悲剧
1941年春天，萨特侥幸逃离了战俘营，回到巴黎。一边教书，一边筹建“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以从事秘密抵抗运动。
自从萨特回来后，西蒙·波娃轻松多了，心情也愉快多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她开始承认生活不再是她个人的事，而是她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妥协，而且，不再把种种艰难和挫折看成是不公正的，要么设法克服它们，要么默默地忍受，单纯的厌恶完全无济于事。今后仍然会遇到黑暗岁月，假如黑暗岁月把她吞没了，她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畏惧。这种发自内心的思考使她摆脱了烦恼，从而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一边积极协助萨特所从事的秘密抵抗工作，一边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完成了那部《女宾客》的小说。
紧接着，第二部小说又紧锣密鼓地铺开了。
她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关于她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让·布劳马特像弗朗索瓦兹一样，在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坚持自己的个性。他不想成为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并拒绝以残酷、晦涩、无意义的东西来干涉他们的生活。他想要做的是绕开这些绊脚石，和别人建立一种透明的关系，使双方都享受自由。于是，他不顾自己是画家之子，从富有家庭走出来，去与他家敌对的一家公司当了工人。废除这种特权后，他满以为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但现实破灭了这一幻想。他使他最好的朋友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并目睹他惨遭杀害。在此过程中，他的责任远比他所追求的目标突出。以后，他消极遁世，避开一切感情纠葛，但是他所持的这种逃避与沉默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意义。于是他起而抗争，然而所有的行为都涉及到选择，因而他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人不是一个可以被加、被乘或被除的单位。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不能通约的量，任何等式都不能计算他们，因此，为了10个人而牺牲1个人，意味着对绝对荒谬的默认。久而久之，他不再徒劳地去解那个解不开的结了。信奉了和平主义，并能接受凶猛的、有组织的游击队的暴行了。故事快要结束时，布劳马特所爱着的那个女人奄奄一息地躺在他身边，开导和说服他摆脱苦闷。她告诉他，在他人的命运中，你不只是工具，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因素侵犯选择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遵循自己心愿的权力，以此达到值得付出努力的目标。
这个行将就木的女人叫埃莱娜。年轻时，她处在孤独的环境中，除了强烈的自爱，她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一切都缺乏目的性。当她与布劳马特相遇后，从他身上发现了力量，发现了意志的确定性，她渴望获得他的爱情，坚信这种爱情应该为她的存在提供绝对的理由。布劳马特却极力回避和退却。发怒绝望之余，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假装以心平气和的眼光看待沦陷与占领。是友谊、背叛以及愤怒使她放弃了这种自作聪明。在由同志关系和行为培育的一种豁达的气氛中，她最后对人生的认识升华了，即避免相信单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她最后死去时，死亡已经不能压倒她了。
小说的第三个主人公马塞尔，是一个画家和雕刻家，他曾与埃莱娜一度有过的想法相似：彻底回避现实能确保自己的幸福。与她一样，他的努力失败了，继而陷入神经质的绝望境地。在战俘营中他为朋友们演出画布景，并从中感受到了人类友谊的温暖，从而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所有创造性劳动都需要他人合作。
马塞尔的妻子德尼兹，不相信“绝对”，只相信尘世的价值。她引起了马塞尔的敌意，也险些被他逼疯。德尼兹感到失意、羞辱，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这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者的精神悲剧，反反复复所表达的主题是：他发觉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其他人用鲜血完成的。
挚友雅克跟他参加工人运动，一与警察冲突，持枪的雅克被击毙。手枪是他给的，雅克却死了--他人的血。
埃莱娜向他要求单身去营救保尔，他知道太危险，没有答应。最终她说服了他。保尔得救了，她却胸口中弹--他人的血！……
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小说，描绘了一幅广阔真实的人际关系图，在技巧上比第一部小说显得更为精妙，也寄寓了西蒙·波娃对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深深思考。
然而，由于她正处于文学生涯中的“道德倡导阶段”，刻意强调作品主题的道德训诫，使得它成为一种“主题小说”。正如布朗肖在评论时所说，作家的目标是通过文学的再创造使人们看到世界。如果他不尊重必要的模棱两可性，那他就背叛了生活，使生活贫困化了。他把《他人的血》归为“主题小说”一类，原因是它的结尾明确、肯定，可以纳入格言或观念的范畴。
事隔多年之后，西蒙·波娃在总结写作《他人的血》一书的得失时，深有感触地回顾道：
“在这儿，我又一次碰到了文学中的难题--文学的真诚。我想同读者直接交流，而且，我确信自己在这样做，然而，我的声音被一种愚蠢的说教性语言篡改了。我正在描述的明明是一种真正的感受，但我说出的却是一些老生常谈。生存的一瞬间一去不复返，因而，当你直接从生活中去捕捉它时，你总是希望不用陈词滥调。但是，一位小说家一旦与投机沾边，即刻就会跌入陈腐的题材。任何思想的独创性只能在一门专门知识的上下文中得到检验。如果它能提供一把迄今为止还是未知的钥匙或是一个未知的方法，以此来修正现在的观念，那它会是新鲜的，可取的。但思想并不产生于沙龙或小说中。一部由主题构成的作品不仅说明不了什么真实的问题，而且似乎永恒不变地强调最枯燥乏味的结论。”
2. 日子在时局的艰难中熬度
这年7月，她父亲去世了。
63岁的乔治因前列腺动过手术，在连续几个月营养不足的情况下，身体越来越糟了。战争局势的恶化使他大为震惊，仅几天时间，突发性的老年肺结核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他弥留之际，西蒙·波娃一直守护在他身旁，目睹了这场严峻而又持久的挣扎，目睹这场挣扎以生命的最后消失而告结束。她同老人单独在一起待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感觉上总以为他还在那里，还在呼吸，还是她的父亲，猛然发现自己只是伏在一具从此再无知觉的尸体上时，她泪流满面，才确认失去了一位亲人。
日子在时局的艰难中熬度。
为了帮助和接济在赤贫中挣扎的奥尔加、旺达、丽丝和博斯特，天生不喜欢做饭的西蒙·波娃，开始学做饭菜，扮演起“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并且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当家庭主妇的快乐。“我不再为此而烦恼，反而迷上了烹饪，一连做了三年饭。我看着购物票从定量卡上剪下来，只是一张接一张地减少；我在市场上转悠，隔着商店的橱窗到处搜寻不用定量卡的食品，简直就像在探宝，我完全陶醉在这桩事中。倘若偶然得到一根甜菜根或是一棵大白菜，那简直就是意外的收获。……我做起了童年时代的一种过家家的游戏--精打细算，料理一个很穷的家庭。我扫一眼我的财务。就能估量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计，藏在食品柜中的就是我们今后的日子呀。我决不浪费一粒粮食。我真正懂得了省吃俭用和珍藏财物的乐趣，一点也不抱怨为此花去了很多的时间。……”
这一时期，一切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连希望也不例外。英国坚守阵地，德国态度强硬，而法国内部形势不断恶化，总理赖伐尔的极端通敌主义政策占据了阵地。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被处死；德国人也不再谈论亲善，扬言谁敢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格杀勿论，并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从事反德活动的人。
10月初，德军进攻莫斯科，双方僵持不下。
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参战，可日本却在太平洋频频得手，侵占了婆罗湖（加里曼丹）、马来亚、香港、菲律宾、澳门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
时局的动荡不定，使得她的同胞们既不愿默认德意志帝国的胜利，也不敢相信它会被击败。她为之全身心投入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活动，面临着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接下来不是散伙就是解体的各种组织的相同命运。这些由个人倡议下成立的、主要由一群毫无地下工作经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多是各自为战，缺乏凝聚力，这就注定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萨特也曾试图努力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从事抵抗运动的人民阵线。然而，共产党人根本不信任他们甚至对西蒙·波娃和萨特的一位朋友说，萨特被德国人释放，意味着同意当奸细，为德国人效劳。满腔热情遭如此冷落，他俩不禁为之黯然。到了6月，种种忧虑把他折磨得够呛，其他组织的大批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或驱逐。幸喜当局还没找他们这个组织成员的麻烦。萨特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存在已毫无意义，只能给他们的朋友带来危险。他虽然于心不忍，最终还是决定解散了。总之，正如西蒙·波娃后来在《一代名流》中借安娜之口所感叹的：“一切都比她想像的更坏，更加不堪忍受。真正的不幸从未降临到我的头上，但却一直在威胁着我的生活。”
组织解散了，萨特就埋头写剧本，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投入抵抗运动的方式。西蒙·波娃则开始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写作。7月完稿后，被加利马尔接受了。《女宾客》正式出版了。《他人的血》虽然不可能在解放之前出版，但她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总有那么一天到来，甚至预测不需再等很长的时间。认为自己曾经失去的幸福的种子现在又开花了！
而且，她热情洋溢地感到这一花朵从未像今天这样茂盛。
3.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这部后来被公认为与萨特的《恶心》齐名的存在主义小说，因刻画了一类新出现的时代人物，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而受到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康莫迪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女宾客》的文章，作者是马塞尔·阿尔朗。他高度评价了她的这部处女作，“它以白纸黑字向我证实，”西蒙·波娃写道，“我写了一本在现实中存在的小说--我一夜之间成为现实中的作家，快乐在我心中荡漾。”一个文学专栏评论家在谈论加利马尔出版的几本新书时，把她称为“这家出版社崭露头角的女小说家”。这个评语“不禁令我头晕目眩”，西蒙·波娃写道，“假如她的名字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我必定对这位一本正经、朝气蓬勃、正在文学领域中拔锚起航的女子羡慕不已--但她就是我！”
从加利马尔出版社获知，《女宾客》很有希望获取是年的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的那天下午，她待在“弗洛”的楼上，像往常一样工作着，心里却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报告结果的电话。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十分漂亮的外套，为了衬托她精心梳理的高耸发型，把缠头式女帽子也给甩了。屏息敛气地等待好消息到来的时候，一想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她又是害怕，又是神往。
最后的结果，龚古尔奖另有得主。她在接受这个令人失望的通报时，显得出人意料的平和。日子还长着哪！
大快人心的是，巴黎终于解放了！
世界、未来又回到手中！
枪声响处，巴黎的所有时钟开始齐鸣，每一间房子亮起了灯，有人还在路中央点燃了篝火，他们围着它跳啊，唱啊。翌日--8月20日，这一整天她和萨特走在旗帜飘扬的巴黎街道上，看到妇女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抱着战士们的脖子；三色旗在艾菲尔铁塔上迎风飘扬着。她心中涌动着多么激动的情绪！
长达5年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而且对规划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在想，历史并不是我的敌人，因为，归根结蒂，我的希望还是实现了。确实，它刚刚把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欢乐施恩于我。我多么喜欢在种种旅程中，忘情于树丛之中和岩石之间啊……全巴黎已成为我的化身，我从看到的每一张面孔上看到了我自己。自我的存在能如此获得强化使我感到震惊。通过某种难以置信的普遍的亲切感，我的存在使我的感觉向外延伸，直到越出所有其他人的范围才罢。我似乎长了翅膀，遨游于苍天--这个苍天就是人类--之中。”
总之，解放了，笼罩法国的阴影消散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一切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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