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外元郭六云 编著
1. 寻找机遇
斯诺离开新闻学院后来到纽约。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高涨时期，就业机会多，找工作较容易。斯诺被聘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广告公司——斯高维尔兄弟公司的业务员。他与哥哥霍德华合租一个小套间的居所。
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生活的斯诺，对广告公司限定的例行日常工作总感有束缚，不适应。因而他在工作时经常迟到，不遵守时间，甚至老板召见时也如此。难怪斯诺的朋友们说他适应旧中国时的生活方式，由此可想象周恩来约见他时也迟到的情形。也许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原因。
斯诺对广告业务这个工作不十分感兴趣，在工作上不很卖劲。其职位靠朋友们在老板面前美言而得保持，朋友给他做广告的机会。由于他不是积极地去开拓业务，所以在经济收入上并不高。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斯诺此时还没有确切的目标和志向，什么都想试一试，处在茫然的选择中。一次，他参加《储蓄银行杂志》赞助的征文竞赛——世界著作赛，其征文获奖后，他兴奋了好几个月。于是想成为一名独立作家，专写小说或电影剧本。看到电影公司的广告后，他又想当演员，还申请过电影公司的制片主任助理，结果未聘上。
斯诺生性随和，举止大方，惹人喜欢，在社交场合人缘较好，因而交友甚多。他一生中交接的大、小人物大都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此时，他遇上了号称“纽约先生”的查尔斯·汉森·汤尼，一个身兼《哈泼斯》、《麦克鲁》、《环球》等数家杂志的大名鼎鼎的编辑。另外还认识了年仅36岁年轻有为的第一国家银行总经理—凯里·格里汉姆。此二人是斯诺走向成功起点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们两人促成了斯诺的东方之行。
1927年下半年，斯诺从股票市场的交易中意外地发了一笔小财，赚了800美元。于是，他计划去海外旅行一年，然后回到美国，在30岁以前发笔财，之后则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斯诺的“旅行癖”又犯了。他把其想法告诉了银行家格里汉姆，得到了格里汉姆的支持。斯诺又通过汤尼结识了罗斯福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克米托。克米托帮助斯诺游说，给斯诺在轮船公司找了个临时工作，在“兰德诺”号远洋轮上当甲板水手，月薪25美元。该船航线是从纽约出发，经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到中国，还可以经过中东到印度。两条航线均到达世界东方——太平洋彼岸。一直魂牵梦绕的斯诺，终于有机会去东方世界了。
为方便起见，斯诺拜访了新闻界权威——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华尔脱·威廉斯（他曾于1922年来华讲学），从他那儿抄下密苏里大学在海外的校友名单及通讯地址，并请他写了介绍信。另外，汤尼和威廉斯又为斯诺写了一些给美国驻外领事的介绍信，便于他在所到之处有安身立足之处。
斯诺还花了25美元买来一架旧照相机。汤尼则自愿作为斯诺的代理人，当斯诺发回旅游见闻稿件时，他将帮助予以发表，并将其稿费存入格里汉姆的银行。一切准备停当，在出发之际，斯诺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
斯诺的信中表明他决定去闯荡，以此来塑造自己，实现其自我价值，不愿意被现成的生活方式束缚自己。不料此行真正成为斯诺一生的转折点。
登上“兰德诺”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斯诺心旷神怡，他就要实现自己的夙愿了。在海风吹拂和日晒中，斯诺皮肤变黑了，但他精神旺盛。由于他易于和人相处，很快和水手们混熟了，他还说服了驾驶员教会了他如何驾驶轮船，这一特例对其他水手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斯诺感到好得意，还请人给他拍了照片。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船到夏威夷后，船上锅炉爆炸了。原计划船泊夏威夷六小时后续行，可这一来必须得停下修检，为此耽搁了三个月。斯诺等得泄气了，乘“兰德诺”号东行计划告吹了。在等待的三个月里，他只得与同伴在岛上开车兜风闲逛，到海上玩冲浪。为了生计，斯诺去兜售菠萝汁汽水。同时他写游记文章寄给汤尼，汤尼帮他发表在《火奴奴广告人》和《太平洋天堂》上。
2. 冒险偷渡
孤身一人的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囊中也羞涩了，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的船票钱。怎么办呢！放弃旅行计划，他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又去找工作，希望仍找一个去东方的轮船上的工作，可就在要得手时却被别人顶替了，因而他未能如愿以偿。斯诺继续在港口的码头上闲逛着，忽见一群日本人拥向码头，登上日本国“神与丸”号轮船。此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斯诺的脑海：不是有一个熟人丹·克莱勃也要乘坐此船吗？于是，斯诺跑上去与他告别。克莱勃告诉斯诺他将坐上可容纳两人的头等舱，使斯诺突发奇想，要求随克莱勃一起上船，假装送客，实则偷渡。克莱勃最后同意了，斯诺决定孤注一掷。因为斯诺没有护照，即使船到日本，他也将无法登岸，即使上岸也会遭到日方警察的逮捕，斯诺将被投入监狱。
上船后，斯诺巧妙地与船上人员周旋。他先在二等舱混一天再回到坐头等舱的美国人当中去，甚至胆大到与回国的日本大夫的家人一起玩牌。当斯诺被船上服务员小姐发现时，他塞给服务员小费，央求她睁只眼闭只眼了事。九天后，“神与丸”安然抵达日本横滨港口。
在船上可以蒙混过关的斯诺，此时却犯傻了，没有护照是上不了岸的。斯诺心神惆怅不安，也许真的要去日本牢房呆上一年半载，然后被遣送回国。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不幸之万幸的是救星来了，一群《日本广告人》杂志的美国记者前来采访随船回日本的日本皇族人员。当记者们登上“神与丸”甲板时，克莱勃和斯诺急切地朝记者们奔去，克莱勃上前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向他讲述了偷渡之事。这位美国记者先是大吃一惊：“我的天呀！”但一想到大家都是美国人，总不能眼见同胞关进日本监狱吧，他答应给他们以帮助。他让斯诺混进美国记者队伍中，装扮成记者，手里拿点卡片纸，走过海关时晃一下，向海关人员点头示意。混出海关，真是“瞒天过海”了。
斯诺在美国记者的帮助下，终于脱险。偷渡成功，斯诺成了真正的“汤姆·索耶”。记者们分享了斯诺的喜悦，为他举行了庆祝会。《日本广告人》总编奥地·罗索尔不仅宴请了斯诺，而且给他在编辑部安排了一个差事。斯诺真是吉星高照，逢凶化吉。此时，汤尼接到斯诺的信，知道他没钱了，给他寄来了已发文章的稿费。斯诺又有盘缠了，他婉言谢绝了总编的好意，决意按原定计划继续他的行程。
斯诺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星期，游历了日光市、富士山、名古屋、京都和神户，以及日本内海，饱览日本风光。他写下了《“神与丸”偷渡记》。罗索尔答应斯诺，在他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后，公开发表其“偷渡记”。此文发表后，倒霉的“神与丸”号船长被调离。后来，在东南亚时，这位船长又与斯诺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斯诺又坐上这位船长的从东南亚至日本的客轮。这次，船长亲自认真地查验了这位“特殊”乘客的船票和护照，不愿再让斯诺蒙混过关了。可是，此时的斯诺已有正式的合法身份，耿耿于怀的船长只好悻悻离去。后来，每当讲起此事，斯诺和朋友们总是忍俊不禁地大笑。
3. 在“东方巴黎”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口岸，来到了“东方巴黎”上海，踏上了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在斯诺的旅行日程表上，只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而，他却被这“东方魅力”吸引住了，从此滞留在中国13年。不仅如此，即使离开中国后，他又三番五次回到中国，至死也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然而是什么魅力使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自称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呢？
斯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最初只是为了寻找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感受古老的东方文明。原只想在中国作短暂旅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被中国吸引住，而且成为他生活的主要舞台，成名之地。他更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可爱，值得他花毕生的精力关注中国的事业与前途，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之一。宋庆龄女士在1960年对斯诺说：“您属于中国。”挽留他定居在新中国。
到达上海后，斯诺找到在四川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住下来后，他带着威廉斯的信，去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拜见《密勒氏评论报》总编约翰·贝·鲍威尔，他是斯诺的密苏里老乡，两人见面自然亲切。鲍威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为人朴实友好，穿着随便，有抽烟的嗜好。他办事坚持自己的原则，喜欢独立、自由，痛恨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与斯诺极为相似，所以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这也是后来斯诺易于接受鲍威尔的观点的基础。
鲍威尔办报的特点是发表自己想发表的东西，这又与该报的创始人汤姆士·弗·密勒相同；他不顾银行家和任何外部压力，不赞成帝国主义者的治外法权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曾指控鲍威尔给“不法分子提供帮助”，损害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特权利益，从而要求鲍威尔辞职。鲍威尔则利用报社内部的选举否定了商会的要求。同时，他声称他“无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思想后来直接强化了斯诺的意识，这也成为斯诺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则性倾向。
当斯诺面见鲍威尔时，在交谈中，鲍威尔直截了当地向斯诺表示，他目前急于找一个帮手，想开办一个“新中国”栏目。他问斯诺是否想找工作。此时的斯诺手头也正紧张，而且他还欠克莱勃的钱哩，他不仅要还这笔账，还要赚足旅费，再继续他原定的旅行计划。斯诺告诉鲍威尔，他只准备在中国呆六个星期。鲍威尔问道：“为什么你不在上海留下来，协助我出版《评论报》呢？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要出版一个特刊——《新中国》，我需要一个具有新见地的人替我编辑这个特刊。”斯诺答道：“但我对中国是毫无了解的，再说我预定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但是上海就是中国了。你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再走吧，到那时，我想你将喜爱上海，而留下来不走，”鲍威尔继续劝说道。斯诺最终答应试一试，接受了广告经理助理职位，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的生涯。
斯诺走马上任，与中国助手们一起工作。由于他曾做过广告业务，所以工作起来还较顺利，巧妙地处理好广告业务。《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地点位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之间，租用的是英国人管理的北方电报大楼里的房子。由于鲍威尔的反欧洲帝国主义倾向，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斯诺则利用其新来乍到和为人诚恳的特性，游说各外国银行和公司，使反对鲍威尔政治观点的人也同意把广告业务交给斯诺。这样一来，报纸的广告业务量大增，鲍威尔自然更加喜欢这位小伙子了。
为了了解中国，在工作之余，斯诺在鲍威尔的藏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籍。此外，他还专心致志地倾听鲍威尔关于中国的介绍和预测性言论、观点，使斯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蒙眬印象。斯诺刚到上海时的第一印象是：贫困、落后、肮脏，人口拥挤。这个所谓中国最先进而又最富饶的港口城市却是由外国人控制的。看到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黄包车，外国人的趾高气扬，中国人的面黄饥瘦、忍气吞声、精神萎靡不振。这使斯诺大惑不解。现在通过阅读和鲍威尔的介绍，斯诺发现了中国古代风习的意义，以及它向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展示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矛盾；看到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正在奋力以赴，以便在现代世界中占有它的地位。斯诺感到“越是阅读，就越是倾心而沉溺其中”。真还被鲍威尔言中了，斯诺逐渐迷上了上海，他被中国文明迷住了。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鲍威尔和斯诺等人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赶在此时出版了200页的增刊，介绍国民政府的建设业绩，刊登了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章；编辑部也发表了评论文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0年内走向繁荣。斯诺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认为中国有点类似美国，有“一种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精神”。
增刊如期出版，斯诺也在中国上海呆了近三个月，这已大大超出他原定日程期限了。可现在的斯诺却决定再延长一段时间，继续呆在中国，因为他开始喜欢上中国了。
斯诺接受了鲍威尔的聘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月薪180美元，使斯诺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并获得外出采访的机会。斯诺乐得安于现状，是因为此时在欧美各国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即使此时回到经济萧条的美国也难以找到工作。
斯诺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地是国民党首府南京。此行留给他的第一感觉是不卫生。他住的旅馆里有臭虫。当他向服务员交涉时，由于服务员听不懂英语而闹出了笑话。斯诺把身上被臭虫叮咬的地方给她看时，她以为是说房间里有蚊子，于是给他挂上了一顶蚊帐。这使斯诺哭笑不得。
南京之行，斯诺也颇感得意，一是他得到了一笔广告业务，一是首次接触到中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如蒋介石、宋子文、王正廷、孙科等人。这次采访后，给斯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变化，其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这也与鲍威尔给他灌输的观点有关，对国民政府抱着乐观的态度。
斯诺从南京采访归来，此时发生了“济南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受阻于山东。日本人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中国军队开枪，阻拦国民党军队，并杀害前往交涉的中国官员蔡公时等人。日本人控制了山东的交通和贸易，不想让英美势力北上，打狗给主子看。此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想借助英美舆论以压日本气焰，邀请英国《字林西报》和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去作实地考察和报道。斯诺被派前往，他与英国记者艾尔·巴特森乘车北上，所到之处，交通瘫痪，货物堆满站台。当他们车至泰安时遭日军扣留，经过抗议，24小时后方得允许续行。途中，斯诺登上了中国人崇尚的名山——泰山。有意思的是各地报纸连续几天报道斯诺等人被日军扣留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在美国的斯诺家人知道后为斯诺担心不已。
4. 中国铁路沿线巡礼
1929年4月，鲍威尔给了斯诺一个新任务——沿中国铁路线作旅行报道。鲍威尔是想让欧美人来中国游历观光，为国民政府树形象：中国有罗曼蒂克的铁路运输线，有安全愉快的列车，可享乐美好而周到的旅游服务。计划是4月从上海到浙江杭州、宁波；5至6月，从上海至天津、东北和中朝边界；7月从北平至绥远，最后南下回上海。
斯诺欣然接受这个安排，最后花了四个月时间乘火车观赏了中国各地的风景。他到沿线的城镇、街道、农村游览，不断向报社发回观光报道。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给他派来一位陪同人员——所谓“技术专家”，名为华盛顿·吴的中国人。一路上，斯诺发现此人是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是中国官场的无数食客之一。此人对火车、铁路技术实际一窍不通，对风土人情也不感兴趣，但贪财好色却尽其能事。但斯诺却因有此人同行而沾光了，座厢舒适豪华。斯诺报道了太湖上的美丽岛屿，湖岸浓郁的桑树和美丽的花丛；扬州城里的优雅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塑像，水道纵横、游船如梭、歌女成群的“东方威尼斯”——苏州；南京的明代城墙，雄伟的紫金山、中山陵；孔、孟故里；北京的金色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的墙屋、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等等。斯诺的这些描述性报道被汇编成中国旅游指南。
正是通过这次铁路旅行，斯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到内蒙古的萨拉齐之行，使斯诺震惊而终生难忘，也是斯诺思想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他认识了中国的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苦难，看到了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小楼矗立在半洞穴的住房之间以及贩卖妇女、儿童的猖獗；北方旱灾中的灾民无以为生，“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被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快要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
他看到了全裸的小孩，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肚皮鼓胀如球；年轻的妇女，瘦得像腊鸭一样，她们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死去的人占了全镇人口的一半，死人被随便掩埋在浅沟里，很难找到有力气的人去挖坑。“所见的景象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斯诺心情非常沉重地往回走。他带走了所见到的那个小孩和姑娘，把他们送到救济所去喝点粥。斯诺深知他不可能去救助所有的濒临死亡的人。他看到了高利贷者和投机商的趁火打劫，看到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任意扣留救济物资，饥荒和起义并发，官逼民反。斯诺同情贫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遭遇，也开始怀疑国民党政府的业绩和效能。这也激发了斯诺全面而深入地去研究、认识中国，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
东北之行，斯诺又注意到：“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即日本决不会停止行动，一直到它的太阳旗独一无二地升在南部满洲的每个角落。”通过沿铁路线的考察，他看到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对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和相对独立；救灾物资被地方实力派和军队所占用。斯诺感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开始。”
5. 代理主编和游历记者
斯诺沿着铁路考察，在停留北京稍作休整时，接到鲍威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上海。当斯诺赶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离去，只见指示信上清楚地交代，要斯诺在他离开报社期间代理主编，并兼顾《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记者的工作任务。
此时的鲍威尔因《论坛报》的要求，前往东北采访“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所属部队因蒋介石指使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而引发中苏争端。随着谈判转到莫斯科进行，鲍威尔随之而去苏联。这样一来斯诺代理主编好几个月。斯诺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使命，并在业务上取得较大进步，报社的广告业务也成倍增加。鲍威尔倍加赏识斯诺的才华，正式提升斯诺为副主编。由于兼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使他的名声初步显露出来，斯诺与此同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文章。他还向美国多家刊物投稿，如《堪萨斯城邮报》、《旅行》杂志、《自由》杂志等。斯诺一步步地拓展自己的领域，在新闻界开始立足了。
随着斯诺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方面发展。他带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验中国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有的不十分准确，甚至是矛盾的。但此时，他和鲍威尔一样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又认为国民党要真心改变中国现状的话，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国民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他甚至怀疑蒋介石本人的能力，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平庸的独裁者”。中国需要一个“有不尽力量源泉、注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能将人民从肮脏和腐朽、贫穷和痛苦的全国性灾难中解救出来；他能使自身免于腐败、贪婪和无知”，并且反对违背民主的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很显然，许多政治家和军阀经常利用和玷污这个名字（孙中山），其实他们丝毫也不赞同孙中山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道德标准”。可见，此时的斯诺把蒋介石与孙中山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孙中山先生，而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他对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却又不能十分肯定，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有许多不足之处。
斯诺与鲍威尔都反对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的社会歧视，他们在报上刊登文章，挖苦西方殖民分子的“种族”论调；对俱乐部、公园里和外滩花园中西方人对华人的排斥、蔑视政策不满，并给予批评。斯诺在北方电报大楼上下班时，经常发现当中国人想乘专供外国人使用的空闲电梯时，遭到拒绝。为此，斯诺在他代理主编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这种行为。结果“社论”引起了上海西方人社会阶层的激烈争论，大楼业主英国人及《字林西报》向斯诺发起了进攻，要求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赶出上海市。斯诺进行了还击，英国人也被迫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但当租约期满后，英国人拒绝将房子续租给《评论报》，迫使报社迁址。在这件事上，鲍威尔支持了斯诺的观点。
斯诺逐步熟悉编辑工作，在业务上有了发展，他有春风得意的感觉，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像流浪汉一样在东方世界漫不经心地游荡”。此时的斯诺却仍没有忘却他的“游荡梦”，他不愿就这样安定下来，他还是决定要去周游世界，过独立的自由自在式的生活。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中国通”——汤姆·密勒来找斯诺，想让他来替代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亚洲首席记者之职，被斯诺婉言谢绝。密勒很喜欢斯诺，对斯诺的诚实、肯干、好学甚是欣赏。他也常来报社指导斯诺工作，两人交往甚密。此时，密勒打算受聘为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已年届七十，不想再为新闻奔波，以此安度晚年。
做一名久负盛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外记者，对于像斯诺这样的小伙子来说本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斯诺答应考虑一下。可为此，斯诺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处于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如果同意，就意味着至少有好几年时间不能离开上海，那么远足旅行又成为不可能的事。最后，斯诺忍痛割爱，选择了自由旅行。他对密勒说：“我必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去深入了解情况。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没办法做到这一切了。”密勒显得很不高兴，甚至感到斯诺不识抬举，密勒只好说：“今后二十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依然丢不掉那种旅行癖，那你就去旅行吧。愿你幸运。”有意思的是“老中国通”密勒的话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从1929年到1949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都是世界性的，斯诺在这20年中也是幸运的。
事隔不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于斯诺。美国新闻界成立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它要物色一个驻远东的游历记者，条件是未婚男青年。具体工作要求是为十二家大报纸提供消息，不必理会最新消息的报道，在亚洲各地自由游历时，碰巧在经过的地方发生了大事件，用电报发回消息就行了。斯诺具备条件，且正想游历各地，真是心想事成。当鲍威尔接到统一新闻协会的电报后，立即想到了斯诺。12月2日，协会回电同意，正式委任斯诺为远东游历记者。斯诺的朋友爱德华·特利则成为统一新闻协会常驻北平的代表。作为游历记者这个职位的报酬不高，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旅费由协会支付。这个工作很合斯诺的心愿，斯诺满心欢喜地当上游历记者，直到1933年统一新闻协会解散为止。
1930年3月，斯诺离开了《密勒氏评论报》，也离开了上海，开始游历记者的生活。正好此时在上海他又不为西方人士所欢迎，原因是斯诺在《美国信使》上发表一篇文章《在上海的美国人》，抨击了外国社团及其成员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攻击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目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取。文章指出：“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认为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是这样想。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知道忙着拼命挣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混饭吃的、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很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当时在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斯诺受到在中国的西方人士的围攻，从而使他在上海租界里受到孤立。
斯诺在观察分析问题时，不为那些过时的、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所带来的偏见遮住视线。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一生中的觉醒之点，因为正是此行使他摆脱了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认识。从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唤醒了他内心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不再认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这正是斯诺与其同时代的“中国通”们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有他的超群脱俗之举。
一直想旅行学习、观察社会的斯诺，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偏见的孤立时，趁此机会离开上海。他请求统一新闻协会派他去华南、东南亚和南亚作旅行采访。
斯诺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月薪300美元。斯诺勾画了旅行路线：从上海到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云南从陆路进入印度支那半岛。
华南之行使斯诺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政府。他在福州、厦门、汕头各做短暂停留，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劣迹：受贿、贪污腐败、非法没收老百姓的财产，不经审讯就实行监禁、执行死刑，镇压工会组织。到了广州，斯诺的感触就更深了。他曾为孙科送给他签名照片而激动不已，对孙科鼓吹把广州建成模范政府和现代化城市而兴奋。可一接触广州的社会实际却使斯诺大失所望。他从一个地方官员那里了解到广州不正当的收税方式，税收员由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组成，实行的是包税制。“官员们甚至在粪便上贪污”，一个在广州律师协会的美国人G·爱德华·莱昂也证实了确系如此这般。后来，斯诺作回顾评论说：“这些就是广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在其后的历次访问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情况有任何大的改变。”
进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斯诺决定沿着当年马可·波罗的脚印走到缅甸去。这400里山路，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云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要翻山越岭就只有步行，在这条通道上常有土匪出没。所以斯诺的这个旅程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然而斯诺全然不顾这些，他说：“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以及掌握难得的新闻材料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激发起我的雄心”。
斯诺来到美国驻昆明领事哈理·史蒂文斯办公室，受到领事的殷勤招待。斯诺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星期。他到处转悠，见到了饥饿的儿童嚼着涂有鸦片汁的甘蔗；一个旧锡矿的童工由于缺乏劳动保护而导致砷中毒后的不堪入目的惨景；在外国老板的剥削下，年工资不过20美元，一旦中毒的工人活不到三四年。住在城里的人却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史蒂文斯极力反对斯诺的堂·吉诃德式的远征，因为他不愿意在其任职期间和管辖区内出现美国人被盗匪抓住砍头的事故。一位中国政府食盐专卖公司驻昆明的监督官员郭炳干（译音）也劝说斯诺不必冒险从事。但他们都未能阻拦斯诺的行动计划。这位山东籍政府官员反而被斯诺的勇气所打动，最后还资助了斯诺。他向斯诺还作了许诺，如果真的被盗匪抓住，他将设法把斯诺赎出来；并且还教会斯诺如何对付盗匪的注意事项。临别时，郭炳干还送给斯诺一盒高级进口香烟，打趣说道：“盗匪也喜欢抽香烟哩。”
恰好此时斯诺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博士也想找个伴去考察云南的植物资源，于是两人相约同行。经过一番准备，斯诺买来一匹马，租了几头骡子，采购口粮，并买来一枝勃朗宁式自动手枪作自卫武器。他们上路了，两星期后到达大理。按约定，斯诺与罗克在此分手。斯诺向缅甸进发，在途中不幸得了疟疾，住在英国驻缅专员公馆接受治疗。缅甸姑娘——护士小姐给予他精心护理，使他迅速痊愈。之后他去了印度。
缅、印之行，使斯诺又一次体验了冒险旅行的快乐，也使他增长了见识，进一步认识亚洲人民。斯诺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美国人的思想观点，表现出对亚洲人民的同情，对亚洲各国人民革命的理解，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憎恶。斯诺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报道中初步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预见到英国殖民军将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场农民土地运动将以失败告终。在越南的河内市，他见到了与中国上海一样的情景，法国殖民主义者专横跋扈，奴役被压迫者。在印度，他第一次拜访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认识了甘地的追随者、妇女活动家——萨洛吉妮·纳杜。斯诺高度赞扬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活动家为印度妇女树立了榜样。斯诺还结识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苏哈西妮女士。正是在印度，通过与苏哈西妮的交谈、争论，斯诺接受了她的赠书，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印度的实践。斯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后，发现有的结论用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本质时很恰当。这对帮助斯诺更深刻、更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感性认识及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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