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 编著
1. 新任国防部长
多年的职业生涯，使马歇尔养成了不甘寂寞的性格。他的威望和影响，也决定了人们不会让他逍遥自在。并非真正的退休生活才几个星期，马歇尔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会见了美国红十字会代表，不久，他就当上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新会长。
他天真地认为，这个工作不会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很快发现，战后的红十字会工作同大战期间一样繁重而艰苦。只有一点好处，他现在可以带凯瑟琳同行，出差时经常借用总统的“圣牛”号专机。
1950年春，他写信给（已被赶出大陆，逃到台湾岛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他和凯瑟琳一道去夏威夷，执行一项红十字会任务。由于长途飞行，凯瑟琳得了一种带状疱疹，密密麻麻长在眼睑处，不能看东西。蒋夫人害了同样的病，手上长满了疱疹，不论什么药膏均属无效，无法缓解。她俩互相安慰，通过书信商量可能的治疗方法。
马歇尔的日常工作一下子忙碌起来，但不必像过去那样去为政治难题操心。尽管如此，他一年中要飞行2.5万英里之遥，去参加接连不断的红十字会会议。
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得知马歇尔就任新职，无比高兴。她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获悉贵体康复极佳，能为异常艰苦的红十字会工作，跋涉数千英里，真叫我高兴。希腊红十字会推我当会长，你看我们成了‘战斗兄妹’了！”她接着写道：“不过我这封信不想谈红字会工作，而想谈谈希腊的局势……”
除此之外，蒋介石夫人也在不断给他写长信，谈论中国和亚洲局势。他仔细阅读每封来信，并给她们分别回信。如此两位举足轻重而又天姿国色的女子向他倾诉衷肠，使他喜不自胜，他为能有这样两位赫赫有名的女友和崇拜者而大喜过望。当然，他随时把她们来信所谈各自国家的政局转告国务院。
那年夏天，《时代》杂志在封面刊登了马歇尔的照片，以示敬意，赞扬他通过美国红十字会所作的种种努力，使希腊儿童免受东西方冲突之苦。与此同时，在远东爆发了一场重大危机，朝鲜爆发大规模内战，美国一下子卷进了朝鲜战争。
本世纪初，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朝鲜才获得解放。按照美、苏达成的协议，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对日作战。随后又确定对朝鲜实行托管，并以北纬38°线为界，将朝鲜一分为二，美、苏军队分别进驻南北朝鲜。
在美国支持和帮助下，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政府。”同年9月9日，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此后，南北双方围绕着国家统一问题，加紧扩编和训练军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8年底至1949年中旬，随着苏、美驻军先后撤出朝鲜，使政治、军事原本尖锐对立的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趋恶化。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
6月27日，杜鲁门给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下达命令：美军出兵朝鲜，美国太平洋海军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严重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和平解决朝鲜争端，从台湾海峡和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美国出兵朝鲜后，形势对美不利。美军和南朝鲜军无力抵抗北朝鲜的反击，被迫撤到釜山地区坚守。华盛顿对朝鲜局势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正在物色一位更为得力的国防部长，以应付世界各地，特别是远东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此时，杜鲁门又想到了乔治·马歇尔。他抓起话筒要电话员找马歇尔讲话。
电话员终于在密执安州一座树林的猎棚中找到了马歇尔，他正在那里悠闲自在地钓鱼。电话机在15英里之外的小镇商店里。马歇尔赶到那里去接电话时，有几个顾客认出了他，倾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
“马歇尔将军，”杜鲁门说，“我想请您当国防部长。”
“好的，”马歇尔回答了一句，随即挂断了电话。
马歇尔于9月6日晋见杜鲁门。总统对他同意出任国防部长表示高兴。“那地方挤满了人，都竖起耳朵听我讲话，”马歇尔对总统说，“我不想让他们听到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才一口答应下来。”
杜鲁门问马歇尔能不能“担任国防部长以度过危机，假如我能取得国会批准的话。”马歇尔提醒说：“我希望您想一想，任命我对您和您的政府会有什么影响。他们还在指控我要为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垮台负责。我想帮您，不想连累您。”杜鲁门深为他的坦诚所感动，他写信给妻子：“你能想起来有任何其他人讲过这样的话吗？我是想不起来的。他真是伟大。”
国会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批准了这项议案。于是，马歇尔又回到总统身边工作了。杜鲁门认为，这才是马歇尔将军该呆的地方。
艾奇逊得知这一消息后喜不自胜，他后来说，“没有比这次换马更使我称心如意的了。只有一点令人为难，不管我怎样表示反对，将军总是小心翼翼，严守礼仪，把我当做首席阁员对待。他从不在我之前进出房门，从不走在我的左首；同乘一车时，他总让我先上，然后绕到汽车的另一边上车，坐在我的左边；每次开会，他总坚持让我先发言。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上司这样做真叫我如坐针毡。”
马歇尔的有利条件是他同军方领导人都很熟悉。新任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和爱将，从此，高层会议的气氛起了变化。
从某些重大方面来说，马歇尔入阁可说是再及时不过了。白宫认为，南朝鲜遭到北朝鲜的进攻，显然以苏联支持为背景，清楚地表明了苏联今后将通过使用卫星国发动进攻的意图。为预防在欧洲发生类似事件，美国有必要联合各盟国成立共同防务机构，乃有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之议。但是，当建议提出北约组织部队应包括西德军队在内时，仍在仇恨德国人的法国代表不同意。法国国防部长朱尔·莫克对此反应尤烈，因为他同德国人不但有国仇，而且有家恨。战争期间，他的儿子在战斗中被德国人俘虏，受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盖世太保的毒气室里。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同胞同这帮恶棍并肩作战，哪怕是为了保卫欧洲也不行。
马歇尔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参加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当时正在讨论成立北约组织问题。在以往的会议上，他结识了莫克，彼此颇有好感。他以耐心和同情心向这位法国人说明需要捐弃前嫌，适应新的世界现实。他终于说服了莫克。艾奇逊后来写道：在我看来，马歇尔将军从两面提供了莫大帮助。他那崇高的威望、冷静的态度和强有力的阐述，都无疑使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所有代表认识到，没有西德的参与，欧洲防卫无从谈起。他本人也确信这一点，他也能够说服五角大楼。
“大家（在联合国）看到他都很高兴，”马歇尔的助手卢克·巴特尔说，“大家对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表示欢迎。他一出场，裂缝就弥合了。他在那次会议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但只要他一亮相，就是一副愈合剂，足以化干戈为玉帛。他竟有如此令人慑服的非凡威力，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便施展出他的全身能量，来应付面临的各种问题。有朝鲜问题、中国问题，有国会审议他出任国防部长和对他的爱国心提出质疑等问题，还有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问题。
2. 新起“战火”
马歇尔出任国防部长一事，一时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格外鲜明。
《纽约时报》的社论评论说，继任国防部长之职的是“一位具有巨大能量、丰富经验和高瞻远瞩的人物，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人民对他寄予无限信心。”《华盛顿邮报》也提出了许多同样的看法：马歇尔是一位具有平民思想的军人，“一位尊重并献身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可靠的美国人。”该报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美国看来正逐渐转变为警察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军界人士经常受到诱惑去使用他们的力量。幸亏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马歇尔可以依靠。”
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认为，正当美军在朝鲜取得仁川登陆成功，在西欧防务上使用西德军队的计划恰好出笼的时候，出现了马歇尔的任命，这是有趣并幸运的。“这位军人懂得不能用美国的军事干涉来对付亚洲的革命，他也懂得必须使欧洲社会成为值得防卫的社会。”
《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尖酸刻薄的评论，为行政当局的对手呐喊说，引进了马歇尔，为的是保护艾奇逊；马歇尔解除了蒋介石武装，他把中国出卖给斯大林，于是朝鲜就守不住了；马歇尔和罗斯福合谋扣压了珍珠港发来的情报，把美国拉入战争。还说“马歇尔计划”已失败。
在随后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开始时的主要异议是军人不能当国防部长，很快地马歇尔就遭到部分参议员的直接攻击。
詹纳参议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对马歇尔的爱国心提出了疑问。他直截了当地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声称：“乔治·马歇尔不仅情愿，而且急于充当卖国勾当的头面人物。”他以失掉中国为例，说马歇尔“并非传奇英雄，倒是个撒谎大王”，他充当的角色是“政府中那帮发疯的冷酷怪人、与共产党同流合污的绥靖派的头面人物，听命下手，同谋合犯。”
詹纳最后说道：“参议院决不能批准对马歇尔的任命，怎能让他与艾奇逊两位一体，控制政府机构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呢？这将是一场灾难。主席先生，因为马歇尔将军的爱国之心并不足以使他告诉美国人民可怕的事实真相，而且他再次同那帮罪恶的卖国贼和对共产党搞绥靖的家伙们携起手来，在杜鲁门先生、艾奇逊先生的影响和指挥下，这些人还在继续欺骗美国人民。”
詹纳的攻讦令人愤慨，马歇尔给予了有力反驳。杜鲁门对此也气愤之极，他给马歇尔打电话说：“将军，只要这只印第安纳臭黄鼠狼让我抓住，我就活剥他的皮。”
“他让参议院否决了我的任命吗？”马歇尔问道。
“噢，没有，”杜鲁门说，“任命被批准了，一切顺利。”
“那我劝您别再碰他，总统先生，”马歇尔说道，“那种畜生的恶臭沾在身上可不容易洗掉。”
其实，这次质询和攻击是一年后约瑟夫·麦卡锡所发动的长时间攻击的一次预演。
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后，任命了一位女助手，她就是罗森堡副部长。这件本不足惊奇的小事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马歇尔认为，他考虑的只是她的全面才能，而不是她的性别，因此，他坚持这项任命，结果，他成功了。他很快派罗森堡飞往朝鲜巡视军营。她从前线发回报告，使马歇尔很高兴。
罗森堡的报告是有关使用黑人士兵的问题。迟至1950年，美国陆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支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军队，当时，所谓的“有色人种部队”通常不被派往前线。罗森堡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她对马歇尔说：“我们必须派他们去作战，我们在那里伤亡很大，所以需要动用有色人种部队。早就应该把他们投入战场了。”
在使用黑人部队参战问题上，马歇尔仍抱着老一套的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打不好仗。“他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罗森堡说，“可是我据理力争，说他是个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者。他严厉地回答说，他不信仰任何政治学说，只相信正确的东西，不管它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只要有人拿出能说服人的证据，他就可以改变对任何事情的看法。结果，我把他说服了。”马歇尔终于同意下令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规定，并派黑人部队前往朝鲜作战。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被赶出大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并在南中国海上的金门岛、马祖岛和澎湖列岛建立了防御性前哨基地。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未改变，仍然支持台湾的国民党，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政府。马歇尔自然赞成这种政策，他与蒋介石夫妇一直保持交往。
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他认为自己不便对这场战争指手画脚，因为五角大楼已把指挥权授予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他了解麦克阿瑟，也同意多数人对麦克阿瑟的评价：高傲、自负，别人无法对他下达命令或提出建议，哪怕是最温和的劝告。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遭受了一些挫折。麦克阿瑟在征得五角大楼同意后（当时马歇尔还没有就任国防部长），前往台湾访问，就动用国民党军队入朝鲜作战计划同蒋介石商谈。蒋同意先派三个师入朝作战。随后，麦克阿瑟向华盛顿传回访台报告。
马歇尔从蒋夫人宋美龄的私函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她不仅谈到了美国代表团成员访台和私人活动情况，而且，还讲述了军事会议的实质性内容。然而，宋美龄信中的另一段话更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和担心：
委员长还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许多方面的人士，包括（中国的）游击队一致要求由我来领导大陆上的游击战。他问将军对此有何看法。将军回答说，就工作效果而言，这是个很好的设想，应当派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人领导游击战，而这个人自然是非我莫属。
但（将军）又觉得我将为此作出的牺牲太大了，因为游击队领导人的生活充满了危险，一旦被俘，就会受到拷打，面临死亡……
马歇尔赶忙写了一封回信：
当然，我对您所谈的麦克阿瑟将军访台情况极感兴趣，但我特别担心您可能前往大陆领导游击战。我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不仅危险性大，而且您的身体状况不佳，如此艰苦的工作，您是吃不消的。
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对蒋介石夫妇反攻大陆的急切心情表示同情，但还是劝阻了他们。然而，白宫和五角大楼所担心的并非是蒋夫人领导什么游击战，而是担心台湾国民党军队一旦投入战争，必将使局势更为复杂，因为中共军队也必将投入战争，从而使战争规模难以控制。出于慎重考虑，华盛顿最终没有同意动用国民党军队的建议。
为了扭转美军在朝鲜的被动局面，麦克阿瑟策划了仁川登陆。1950年9月15日开始的仁川登陆取得了成功，位于釜山地区的美国第8集团军也随即发起反攻，北朝鲜军队主力被截断在朝鲜南部。
马歇尔认为，既然麦克阿瑟指挥有方，哪怕他骄傲、虚荣，也要予以褒奖，于是便发去一封贺电：
您在朝鲜指挥的英勇战役以及有胆有谋、尽善尽美的作战行动，实际上结束了
这场战争，请接受我个人的敬意。
G.C.马歇尔
麦克阿瑟复电：
乔治，谢谢您的好意。您的电报使我清楚地回想起以往的战争，您我之间始终协调一致、精诚合作以及持久完美的团结协作。再次对您的来电和可靠的支援表示
深切的谢意。
麦克阿瑟
仁川地形和潮汐情况本不适合大部队登陆作战，因此，当时大多数军方领导人对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均持怀疑或反对意见。仁川登陆的成功只能充分地证实了麦克阿瑟是甘愿冒一切风险去推行他的战争计划的。此后，许多人转而赞扬他的成功，却忘记了他们曾经反对过他的计划。
仁川胜利后，麦克阿瑟的自信心更加膨胀，他决定对北朝鲜发动全面攻势，命令联合国军乘胜向北进攻，一举歼灭北朝鲜军队。
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时，正好赶上杜鲁门发出准许麦克阿瑟跨过三八线的重要指示。
9月25日，马歇尔收到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的建议。国务院和白宫迅速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于9月27日发出指示。该指示通知麦克阿瑟：他的任务是摧毁北朝鲜军队，为此，他可以在三八线以北作战，但对作战条件规定了一些限制。（1）假如中共或苏联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2）假如中共或苏联的军队已经宣布进入北朝鲜；（3）假如中共或苏联的军队已经威胁要抗击联合国军的北进行动。在上述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越过朝鲜与中国或苏联的交界点，此外，这些边界的沿线都不得使用非朝鲜籍的军队。明确禁止在支援军事行动时从空中或海上攻击中国东北或苏联领土。
但是，南朝鲜首脑、那位习惯于挑起争端、贪得无厌的李承晚，不断发表充满杀气的言论。他怒气冲冲地宣称：“战争不能只打到鸭绿江就罢休，要继续打到中国去”，他要求美军进攻中国本土，“建立一个鸭绿江北侧10英里宽的中立区。”“鸭绿江”这条中朝界河，对蒋介石以及美国那些主张扩大战争的人来说是战争号召；对美国的欧洲盟国来说是警钟；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战争警报。
美国一些共和党人开始鼓吹启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英国人告诫美国人要格外谨慎从事。麦克阿瑟照样稳坐东京指挥战争，似乎并未察觉他的军队正走向一种危险的境地。
马歇尔同意军方的乘胜追击的观点。当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宣布将在三八线停下来休整，等候批准追击的命令时，马歇尔致电麦克阿瑟：“我们要您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无牵制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麦克阿瑟充分地利用了这句鼓舞性的话，他兴奋地回电说：“我认为整个朝鲜都是我的用武之地。”
麦克阿瑟如此充满信心，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力从来没有低估过。杜鲁门之所以同意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是因为他完全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还是在10月15日，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同杜鲁门会晤时，就坚定地向总统作了保证：中国将袖手旁观，他们无力干预，也不愿干预；苏联出兵的可能性很小。
10月1日，南朝鲜军率先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0月3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管。”麦克阿瑟听到这一警告后，冷笑了一下，声言这一威胁纯属吓唬人，如果中国真有此意，就不会大肆宣扬了。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
时隔不久，麦克阿瑟就报告说，中国军队正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10月9日，五角大楼通知他，如果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他的部队只要能打赢就继续打下去；如果没有华盛顿的授权，他不能袭击中国领土。
华盛顿和麦克阿瑟担心中国介入，但又不相信中国军队真的有决心和能力出兵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结束大规模内战，新政权建立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陆军虽强大，但其主力仍在中国东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全面内战消耗巨大，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他们没有空军和海军，不敢贸然同美国进行战争较量。麦克阿瑟确信：“在釜山和仁川战事紧张时中国未介入，在北朝鲜军队即将覆灭的今天，中国是不会介入的。”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有理由自信。10月11日，南朝鲜军队攻下了北朝鲜东海岸重镇元山；10月19日美军攻占了北朝鲜首都平壤；10月24日，麦克阿瑟命令联合国军全线出击，并取消了不得使用非朝鲜籍部队的限制。所有这些行动几乎没有受到顽强抵抗，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经入朝。
尽管马歇尔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初期军事情况的分析与决策，而且远离朝鲜战场，但却嗅出了空气中某种咄咄逼人的东西。他的老部下、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史密斯向他通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朝鲜内战爆发后，史密斯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派遣了谍员，千方百计搜集有关远东事务的各种报道。并派人秘密查寻了美国远东战区总部的档案，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他在电话中通告马歇尔，麦克阿瑟并没有把朝鲜局势的全部情况报告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中国军队不仅正在策划出兵朝鲜，而且麦克阿瑟的谍报机关已经掌握了这一情报，却故意不向五角大楼报告；其次，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人员正在制订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计划，包括由海军封锁中国，从海上和空中轰炸中国的工业中心，以及派国民党军队在朝鲜和中国大陆作战。第三，从与中、苏直接联系的来源获悉，假如美国或联合国接受上述计划，那么苏联就会卷入战争，战争将不再局限于远东地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可能就要爆发。
与此同时，马歇尔收到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国军队已经入朝，并正向他的部队进攻，大量援军正源源不断地跨过鸭绿江。据此，他命令空军派遣轰炸机“敲掉”鸭绿江大桥。
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如不仔细考虑后果，就同意轰炸中国边境地区，结局将不堪设想。预定的空袭时间是1950年11月6日晨，还有几个小时予以制止。于是，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电令：“暂缓轰炸中国边境5英里内的一切目标。”
麦克阿瑟对此大发雷霆。后来他把这道命令称作是“美国有史以来强加给战场司令官的毫无道理和糟糕透顶的决定。”同时，他当即复电声称，只有轰炸大桥，才能阻止大批中国军队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才能使美军和盟军免遭伤亡。他报告说已下令取消原定的轰炸，但又写道：
“对于你们强加于我的限制在物资上和心理上造成的灾难的后果，无论我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我希望将此事提请总统注意，因为我认为，你们所下的命令将导致极大的灾难。在总统未能亲自和直接掌握局势之前，我不能对此事承担责任。”
至此，杜鲁门已非常清楚，麦克阿瑟对华盛顿已无尊重和信任而言。对此，马歇尔忧心忡忡，看来史密斯警告中内含的可怕预示终于应验了。他向总统建议：允许麦克阿瑟拥有一定限度的权力，同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华盛顿知道他未曾上报战局的全部情况。很快，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中、苏战斗机的攻击，美国飞机一起飞迎战，那些飞机就飞返鸭绿江以北。他要求授权他的手下飞行员进行
“穷追”，并在敌方飞机视为安全的空域加以袭击。
这项要求使马歇尔感到特别担忧和棘手。此时，国会和公众舆论大哗，认为麦克阿瑟在朝鲜被“捆住了手脚”，迫于压力，艾奇逊和杜鲁门打算让麦克阿瑟自行其是，马歇尔只好勉强同意。但最后还需征求美国盟友的同意才行。结果，所有欧洲盟国坚决反对，他们担心在远东扩大战争将严重影响欧洲防务，甚至导致苏联进攻西欧。
但是，后来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地报告说，中国军队销声匿迹了。战场如此平静，导致美国飞机再也找不到攻击目标。显然，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以示警告，或许他们被吓跑了。麦克阿瑟因此建议把他的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去打扫战场，然后，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他飞抵汉城亲临战场指挥。
3. 麦克阿瑟丢官
马歇尔对朝鲜战局的突然变化和麦克阿瑟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心怀疑虑。11月9日，五角大楼再次召开会议，对最新形势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进行了研究。
马歇尔主张不能过于乐观，而应慎重从事。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我到过中国。我们不能轻信中国人。世界古代大兵法家孙子是中国人，他们的战略战术很高明。中共军队打败了日本人，又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志愿军’很可能是他们的精华。毛泽东一贯主张初战必须打胜，同我们美国交兵，他们一定要派良将精兵来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个讲义气的民族，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应慎重。”
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先进行试探性进攻，如未遇大的抵抗，再发起总攻势。
麦克阿瑟声称：“这次行动如果顺利的话，将一举结束朝鲜战争。”他公开宣布：他希望美军士兵能回家过圣诞节。新闻记者马上把这次行动称之为“回家过圣诞节的进军”或“圣诞节总攻势。”
11月中旬，北朝鲜战场之所以那样平静，是因为西线中国军队（六个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按计划撤到预定地区后，严密伪装、隐蔽于山区丛林之中，并有意造成惊慌溃逃的假象，同时，另外的三个军夜行晓宿，伪装严密，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山越岭渗入朝鲜，已做好在东线伏击美军的准备。
结果，东线美军于11月底遭到毁灭性打击，被迫转攻为守，旋转守为退。西线美、韩军队局势危急，北面有中国四个军的强大攻势，翼侧又遭到中国两个军的双重迂回包围。
美军第8集团军（位于西线）司令沃克报告说：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正向他进攻。位于东线的第10集团军也同时受到攻击，海军陆战队的供应线已被切断。美军和联合国军全线撤退。
总统请马歇尔出主意，要他从军事上对战局作一评估。“马歇尔拒绝对战局作出判断，”艾奇逊后来说，“他坚持同我一起站在文职官员立场上，总说‘我不作军事上的判断。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远离战场一万七千英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除了‘恶劣’二字之外一无所知。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按过去的老办法，对战场司令官给予信任，对他说，干去吧，老弟！而不说派这个师到这里，或把这些给养用车调到那里。丘吉尔试图那样干过，结果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第二个办法是把他撤职，可是谁愿意那样干呢？’”
此刻，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好像谁也拿不出定见来。麦克阿瑟则开始接受他所中意的记者采访，他抱怨华盛顿上司迫使自己沿鸭绿江设置了一条隔离线，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明白地暗示，要不是华盛顿那些胆小鬼和被吓得心惊肉跳的盟国捆住了他的手脚，绝不会有现在正在进行的撤退。华盛顿的不少人认为，面对中国军队日益猛烈的攻势，在遭受挫折的不幸时刻，麦克阿瑟关心自己的声誉甚于朝鲜局势。
马歇尔立即发出一道和艾奇逊联署的命令，严禁“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人员”直接通过新闻界议论军政大事。这道命令并不只是发给麦克阿瑟一个人，但大家都清楚，这是针对他而发的。
信口开河的不只是麦克阿瑟一人，杜鲁门讲话也走了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否会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来挽回局势？他坚持说，他不会排除使用美国军火库里的任何武器的可能性。这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片惊慌。英国首相莱门特·艾德礼急忙飞到美国。他向记者宣布，英国决不同意使用原子弹。美国政府向他保证，那只不过是总统的一次失言。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在朝鲜继续败退，伤亡惨重。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也在慌忙撤退途中死于车祸，许多官兵当了中国军队的俘虏。陆军副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匆忙赶到朝鲜，接替了沃克的职务。
正当华盛顿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之际，美、英双方领导人开始坐下来商讨朝鲜和世界战略问题。英国首相艾德礼认为，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要比亚洲大得多，他把朝鲜战争完全说成是共产党的一个花招，目的是要西方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投入人力物力，以便真正进攻时能击中要害——在欧洲打败盟国。他明确表示，要是美国政府允许麦克阿瑟继续在亚洲采取行动，真不知他会把前途引向何处。
马歇尔和艾奇逊没有反对这一观点，只是说麦克阿瑟是位出色的将军，对战场司令官必须予以信任，不能因为英国人认为亚洲不及欧洲重要就予以放弃。杜鲁门插话说，即使各盟国抛弃朝鲜和台湾，美国也打算留在那里，战斗下去。
李奇微在华盛顿一直密切关注朝鲜战局，在他办公室墙上钉着他的座右铭：“一个司令官惟一不可饶恕的错误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麦克阿瑟在朝鲜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李奇微先在东京稍事停留，同麦克阿瑟交换了意见，发现这位五星上将心情忧郁。李奇微受命坚守朝鲜这个堡垒的苦差事，要守到最后大难临头为止，或者守到达成停战协议。
1950年底，马歇尔本希望能有几天时间同凯瑟琳一起过个轻松愉快的圣诞节，但杜鲁门宣布，由于朝鲜局势恶化，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谁也不准离开华盛顿。12月26日，杜鲁门召集会议，共同研究起草了一份给麦克阿瑟的新命令。华盛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近在眼前，但朝鲜不是打世界大战的地方，指示麦克阿瑟今后在远东该如何行事：
一、由于“爆发大战的危险增加”，而大战不会在朝鲜打，因此不再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
二、如果能以现有兵力顶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削弱他们显而易见的声威，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和增进我国的国家利益。
三、你的指导方针应是：步步设防，守住阵地，一切服从确保你部安全这一主要考虑，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
四、如果撤离朝鲜不可避免，应尽早报告，以便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有秩序的撤离，特别要求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自己对撤离条件的看法。
华盛顿的四点指示，完全不是麦克阿瑟希望得到的训令。他曾紧急要求至少增派四个师，并力主使用蒋介石的部队，认为这是在朝鲜站住脚的最低要求。此刻，他已明白根本得不到增援了。
麦克阿瑟一气之下，针锋相对地发回一项四点新计划。他宣称，这一计划不仅能够在朝鲜，而且能够在远东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并强调说，如不实行这项计划，大难就将临头，就将被迫撤离朝鲜。
12月30日，马歇尔在他70岁生日的前一天看到了这份计划，发现它同几周前史密斯警告中透露给他的内容一模一样。
联合国军遭到11月份的那次沉痛打击后，从鸭绿江边一下子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并慌忙组织防御，以求喘息之机。但新年除夕之夜，中国军队又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迫使美军退到三七线以南地区。美军对中国军队如此不需休整、连续作战的能力深感惊讶。
李奇微上任后，发现部队因接连吃败仗，士气十分低落。于是，他开始细心调查研究，寻找恢复士气和转败为胜的办法。他查阅了大量的作战记录资料，惊奇地发现，中国军队一般都在有月亮的夜晚发动进攻，每次攻势一般持续七到十天。他确信，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制空权。后勤供应几乎完全靠肩背马驮，因此，他们只能采取“月亮攻势”和“礼拜攻势。”对此，他决定采取一种“磁性战术”，即在对方进攻时节节抵抗退守，并以空中、地面火力杀伤对方，待一周后对方粮弹消耗殆尽时，再发起反攻。
李奇微运用这一战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随后的一次反攻中，迫使中朝军队从三七线退回到三八线地区。
此时，麦克阿瑟的野心又死灰复燃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为什么不横扫朝鲜半岛打到鸭绿江边呢？还犹豫什么？为什么不跨过鸭绿江，直捣中国的据点呢？
与此同时，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杜鲁门无意批准他的计划，甚至不打算进入北朝鲜，政府正设法从整个战争中“脱身。”
麦克阿瑟大感震惊。“什么，难道就白打了？数以万计的美国人难道就这样白白送命了？”他急忙从东京电告总统，在他看来，战争还远没有结束。他不满足只得到半个朝鲜，必须让他大干一场，占领整个朝鲜。
1951年2月11日，麦克阿瑟发回一个新的取胜计划：
一、对北朝鲜境内敌人后方的全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以造成混乱和动荡不安，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
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中国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如果仍然禁止轰炸鸭绿江和对岸地区，应在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上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北朝鲜与中国的联
系；
三、在北朝鲜东西海岸上端实施两栖和空降部队登陆，对敌人实行大包抄。那时他们要不饿死，要不投降。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建议只作了简要答复，似乎有点粗鲁。大意是：别提了，总统想脱身了。
1951年3月7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抱怨说，现在朝鲜前线已经稳定下来，危险在于陷入僵局。除非近期派出增援部队，否则敌人将再次发动反击，那就可能是一次残酷的大厮杀。必须在“最高国际水平”一级上对此作出决策。
麦克阿瑟见华盛顿毫无反应，便于3月15日安排了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的一次专访。在谈话中，他批评了不准他的部队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他抱怨说，这项命令远不能完成既定的军事使命，事实上，美国和它的盟国早已放弃了这一使命。
这些公开言论完全违背了马歇尔曾发布的关于禁止军事指挥官直接与报界接触的命令。但华盛顿没有追究此事，而是发给他另一份电报：
国务院将很快草拟一份总统声明：由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业已肃清敌人，一般认为，在使用重兵挺进三八线以北之前，应进一步通过外交努力达成停战协议。决定作出外交反应和使重新进行谈判成为可能，都需要一定时间。
气急败坏之下，麦克阿瑟决定背水一战。在没有华盛顿授权的情况下，他擅自发表了一项充满挑战性、攻击性和羞辱性的公开声明。他大言不惭地欢呼他的部队重新取得了军事主动权，然后对中国及其军队的能力和素质加以羞辱性诋毁，最后进行战争叫嚣。他说：
甚至在联合国军的行动遭到种种禁令的约束，红色中国因而获得军事上好处的情况下，事实也证明红色中国完全无力凭武力征服朝鲜。
因此，敌军现在一定痛苦地认识到，联合国只要作出决定，不再耐心争取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地区，而是转为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就将使红色中国陷于土崩瓦解的凶险之中……
这是一个战争狂对心中不满的发泄和对华盛顿的展丑，是对中国的战争挑衅。时隔不久，中朝几十万军队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攻势，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
1953年3月23日晚上，马歇尔已经上床休息，助理国防部长洛维特打电话给马歇尔，把麦克阿瑟的声明念给他听。没等马歇尔说话，洛维特就说：“这次他的确走得太远了，我们只好撤他的职。”
“只有一个人有权撤他的职，”马歇尔说，“那就是总司令。”
第二天，杜鲁门召集会议，马歇尔因有重要约会没有参加，由洛维特代他出席。会议没有决定马上撤麦克阿瑟的职，只是发给他另一份电报，警告他今后的任何声明均须符合1950年12月6日的命令。
4月5日，共和党国会领袖约瑟夫·马丁宣读了麦克阿瑟于3月20日给他的一封信：
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觉得难以理解：共产党阴谋家选定了亚洲开始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图谋，因而我们才在战场上参与了由此引起的争斗，就在外交家们在欧洲唇枪舌剑，用言语反击共产主义征服的同时，我们却在这里手持武器为欧洲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这场战争中输给共产党，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打胜，欧洲就可能避免战祸，依然保住自由。正如你指出的，我们必须打赢。只有胜利，别无他途。
这封信不啻火上加油，使华盛顿颇为气恼。杜鲁门似乎已拿定主意让麦克阿瑟下台，但他要征求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等人的意见。
布莱德雷认为应该马上撤麦克阿瑟的职。马歇尔主张有必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交换一下意见。杜鲁门实在气恼已极，他要马歇尔马上去查阅档案，以证明麦克阿瑟一贯违抗上司命令。
次日上午，马歇尔告诉杜鲁门：“我已经查阅过最近几年麦克阿瑟将军同总统的来往电报和信件，得出的结论是，两年前就该撤他的职了。”
“谢谢您，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不动声色地说，“请您替我写一份解除麦克阿瑟指挥职务的命令，由我来召他回国。”
马歇尔只有服从命令，在洛维特的协助下，他草拟了一份简短、尖锐、语气严厉的电报：
兹免去您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和远东总司令各职。令您将指挥权移交马修·邦克·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您有权发布各项必要的命令，以完成您意欲前往的地点的旅行。在向您发出此项命令的同时，我将宣布撤换您的原因。
马歇尔拿着命令回到白宫请总统签字后，他建议由正在朝鲜巡视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将此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总统同意了。
但此事办得并不周密，因为在麦克阿瑟收到正式命令之前，有人已获得“小道消息。”当杜鲁门听说报纸可能提前发表此消息时，便决定不再等了。他在午夜过后召开特别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免职命令。结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夫人从收音机里听到她丈夫已被免职的消息。
4. 攻讦声里
1951年4月7日麦克阿瑟被免职后，4月19日他就离开东京回国。
华盛顿百老汇大街五彩缤纷，人们列队欢迎，不仅仅是为了尊敬这位经历了三次战争的老将军，而且是出于对杜鲁门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并想借机发泄对美军在朝鲜战败的失望和愤懑之情。民主党政府的政治对手立即利用了这种情绪，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已宣布要在1952年争取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希望利用这次良机将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推翻在地。
4月14日，范弗里特接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4月22日，中朝军队集中主力向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发起反击，李奇微抓住时机于西线发动反攻。至5月底，中朝军队撤回到三八线地区。
5月下旬，杜鲁门批准了一项关于稳定朝鲜局势，寻求停战的政策声明。为此，马歇尔于6月5日悄悄离开华盛顿，前往东京和朝鲜作为期一周的短暂停留，以亲自了解情况。在视察了前线部队情况，返回东京后，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试图平息关于他带来了最新指示的谣言。在一次午餐时，他对李奇微说，朝鲜的条件比国内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坏，并说他很了解周恩来，他回国后要向总统建议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宣布：苏联主张谈判停火。6月29日，华盛顿授命李奇微广播一项通知，希望与朝中方面停火谈判。谈判的道路从此打开，但达成最终停战协定还是很长远的事。在此后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最终达成停战协定，战争才宣告结束。
马歇尔于6月12日回华盛顿，正好赶上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他猛烈攻击的最高潮。
麦卡锡早已准备好一篇6万字的演说稿，以“美国从胜利退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故事”为题。6月14日，他在参议院大厅里向众人宣读。美国在朝鲜的战败以及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使长久以来对马歇尔的敌意都翻腾了出来。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完全不称职”，“从1943年起就和斯大林穿一条裤子”，并宣称马歇尔的一生经历是“扎根在虚伪之上，等到他的事情被全部揭露出来之后，就能发现一个极其邪恶的阴谋，其主使人将永远遭到一切正直人士的诅咒。”
对遭到如此恶意指责，马歇尔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指责和攻击任何一个人，只是强调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他作出一系列决定的客观依据。至于这种攻击是否伤害了马歇尔，两位作家威廉·巴克利和布伦特·博泽尔断言：
从各种合理的角度看，马歇尔的忠诚并未受到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说，马歇尔在他同胞的眼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崇高了……麦卡锡仔细分析了马歇尔的一生记录，就其把马歇尔的威望拉下来降低到应有的高度这一点来说，麦卡锡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毋庸置疑，这种攻击对马歇尔的威信是一次重大打击，同时也坚定了马歇尔辞职退休的决心。真正了解他的人仍旧对他怀有崇敬和信赖之情。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公仆中最好的一位，显然他是不想干了。”
1951年9月的一天，马歇尔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杜鲁门接受了辞呈，并向马歇尔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多年来为政府出色地工作。
马歇尔回到国防部，主持了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他在会上宣布：
“到11点钟我就不是国防部长了。”他解释说，本来他只打算干6个月，但总统要他一直干到1951年9月。
他指出，他刚好为政府服务了50年，其中包括在红十字会的一年（这一年他旅行了35000英里）。过去一年里他与国会合作得非常好。他表扬了驻五角大楼的记者，他与新闻界人士的关系一直不错。他特别赞扬了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是最有效率的群体，正直、忠诚、称职，是他在和平时期所未见过的。他向洛维特表示感谢，能得到他的协助非常幸运，在美国没有人能像洛维特那样理解和胜任国防部的领导工作。
马歇尔最后说，不能把工作成绩归在他身上，他只是做了一些推动工作。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好好地考虑以后应该怎么办。
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这次引退没有引起人们震惊和轰动，但许多官员仍旧留恋他。尤其是国防部和国务院那些步步上升的年轻助手们，他们把马歇尔奉为非凡的奇才。
马歇尔从此告别了办公大楼。但那里却开始流传起一个人人爱说的玩笑话。每当讨论新问题或新规划时，总有人会说：“我们需要有个像马歇尔那样的人来解决问题。”然后大家会齐声应道：“可我们没有像马歇尔那样的人哪。”
1952年夏，共和党全国大会确定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艾克是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手提拔和培植起来的。
在竞选演说交火最激烈的时候，马歇尔曾再次遭到共和党人荒唐的攻击，凡是与政府相关的“丑事”均要在公众面前抖落个干净。这时，人们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为马歇尔主持公道，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艾森豪威尔身上，因为只有他的话最有分量，也最有说服力。
遗憾的是，在整个竞选期间，艾克没有在公开场合为他的老上级马歇尔作过一次有力的辩解。为此，凯瑟琳气坏了。她生气丈夫听到此事只是耸了耸肩，咕哝了一句：“这些人都在搞政治。”她知道丈夫内心深处受到了伤害，她拿定主意，只要她活着，就永远不原谅艾森豪威尔的懦弱表现。
然而，马歇尔却毫不嫉恨。大选结果公布了，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马歇尔很高兴。1952年11月7日马歇尔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
鉴于您的胜利是如此辉煌，祝贺您的成功看来已微不足道了。
您正面对着艰难的岁月，我为您祈祷。我特别为您祈祷慎重选用您周围的人员。
选用人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能决定今后几年的问题和历史的进程。要选用合格的人。
我希望竞选的紧张程度不至于严重影响您和艾森豪威尔夫人的身体。我认为她
为您做了卓越的工作。
您忠实的
G.C.马歇尔
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写了回信：
亲爱的将军：
首先对您的热情来信深表感谢。我时常对自己落到目前的境地感到不解——恕我冒昧地作一揣测：
1942年春您我一同苦干的时候，假如我声称自己有朝一日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操心，流露出领导一个大党赢得大选的念头，您一定会把我当做危险分子关押起来。
最近几年的事态发展，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你永远看不到山的那一边。1945年12月，您曾以为自己永远退出现役了，打那以后，您想必也常常感到世事难测吧。
不管怎样，我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地位，自然要尽最大努力奋争，只是要谨守道义、公平、正派的原则。
不过，整个环境与一个长期服役的军人所熟悉的那一套如此不同，我有时的确觉得很难适应。鉴于您有切身体会，深知此点，恕不赘言。
玛咪和我向您和马歇尔夫人致以诚挚的问候，祝您们事事如意。
您忠诚的
艾森豪威尔
1952年7月17日
1953年，再度当选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到美国访问，马歇尔夫妇被邀请前往白宫参加为丘吉尔举行的宴会。
“我才不去呢，”凯瑟琳断然拒绝。
马歇尔恳求说：“请你为我去一趟好吗？”凯瑟琳明白，尽管发生了那种事，马歇尔还是想见见艾克并同他聊聊，况且这是为丘吉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但她还是认为，丈夫未免太宽宏大量了。最后，她只好让步了。
“我终于同意去，”她后来说，“艾森豪威尔在宴会上非常有礼貌。丘吉尔为总统干杯，大家为女王干杯。”
接着，艾森豪威尔总统转向，向站在丘吉尔夫人旁边的马歇尔说：
“现在我要向马歇尔将军干杯。”
马歇尔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件使他伤心的事。这位自认为半生都是控制不住脾气的人，现在却越来越改变了脾气。他总是希望别人行为端正，而当别人行为不端正时，他只是感到无可奈何，并不发火。倒是马歇尔夫人感到委屈并为丈夫抱不平。渐渐地，随着岁月流逝，她也成熟了。已是90岁的她，对马歇尔的传记作者说：“不要为麦卡锡那件事去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为弥补这件事，已经为乔治和我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
5. 退休生活
马歇尔退休后，仍保留现役陆军五星上将军衔，支领全薪，享受五星级的一切福利待遇，如政府提供的办公室、一位助理、一位秘书和一位勤务兵。如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退休后却只能拥有少将军衔，并根据在军队服役的成绩领取退休金。建立永久五星军衔的法律，是在1948年杜鲁门提请国会通过的，马歇尔是陆军的首席五星上将。
跟许多退休军官不一样，马歇尔无需寻找新住宅。1942年，凯瑟琳在利斯堡买下了多多纳庄园，在大战结束时又在派恩赫斯特买了另一处房子。凯瑟琳一直都在盼望能同丈夫过上清静的日子，但这种愿望在乔治退休后的头两年内却难以实现，因为马歇尔的各种应酬实在太多。
1951年底，杜鲁门希望马歇尔再次出任美国红十字会会长，他谢绝了。他接受了不领薪金的“美国战争纪念文物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的老上司潘兴将军曾担任此职。此外，他还担任了不领薪金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基金会”主席职务，这是为他的母校筹集资金的。
1952年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去世。美国政府宣布，马歇尔将军将于这年夏天率美国代表团前往英国参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英国朝野对此安排非常赞赏和高兴。在过去的几年里，马歇尔同英国军政界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赢得了英国人的普遍信任和尊重。英国人对马歇尔夫妇和美国代表的到来给以非常热情的欢迎和款待，这给马歇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向杜鲁门夫妇描述了出席宴会时的情景：
我在一切场合都受到非常客气和热情的欢迎，特别是在重要宴会上——白金汉宫和兰开斯特大厦的座位安排方面受到礼遇。美国代表团只有我一人被邀请参加这些宴会。白金汉宫的宴会是我所见过的最辉煌的聚会。女王这一桌大约有30人，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坐在大厅的中央，四周是12人一桌。我是在女王这一桌，艾丽斯公主是我的女伴。我想我是这一桌惟一的平民了。我坐在公主和太后之间，与女王隔两个座位。
马歇尔夫妇兴高采烈地从欧洲回国，但不久他又染上可怕的流感病毒。自从作了肾脏手术以来，他好像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毒。他急欲“摆脱周身的病菌”，因为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将陪同丈夫保罗国王于10月30日来美国访问，她邀请马歇尔当“私人主宾”，出席希腊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马歇尔不想错过这一良辰，但却无法摆脱那些令人讨厌的病菌。
医生们决定为他转院，为他作更周密的治疗和护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派了专机，马歇尔住进了总统专用病房。但他的病情仍未见好转。弗雷德丽卡举行宴会的日子过去了，这使他万分失望。她的确让他倾倒，其程度之深很少有其他人能取而代之，而且越是到了体弱年迈之时，这种情感往往变得愈加强烈。
几天之后，弗雷德丽卡一阵风似地来到病房，好比一道阳光顿时驱散了满天愁云。她喜形于色地对马歇尔说：“两天后我就要回希腊了，所以，我丢下了所有的事情，取消了一切约会，不顾一切地飞到这里来了。”
那是一个幸福的下午，她容光焕发，满身活力，散发着她爱用的“欢乐”牌香水的气味，滔滔不绝（又全是些妙言隽语）地谈论着欧洲各种各样的问题，其高雅、亲切、引人入胜，简直要把病房变成皇家客厅了。他们的谈话被凯瑟琳的例行探视打断了。弗雷德丽卡嫣然一笑，说声必须“回到日程上去了”，然后在马歇尔眉间吻了一下，便翩然离去，留下马歇尔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
马歇尔高兴之余，提笔给他心目中的另一位美人宋美龄写信，破例提到他为之倾心的希腊王后：“她是撇开招待会到这里来的，她极漂亮，极风趣，称得上是‘工作’王后，因为她确实把全部时间精力都献给了本国人民。”他接着写道：“她走后，我不禁想到，说来真有意思，每当我接待如此高贵的女子，竟总是在医院里。”
马歇尔在医院里得到消息：鉴于他在美国国务卿任期内始创马歇尔计划的卓越贡献，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向他颁发和平奖。艾森豪威尔总统致电祝贺。马歇尔于1953年11月2日写信给总统表示感谢：
关于授奖一事，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只知道仪式将于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我打算乘船走南路，以避开恶劣天气。不消说，我听到获奖的消息深感意外，我是代表美国人民接受这一荣誉的，正因为有美国人民我才有可能荣获这一奖励。
经过近十天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行，加之途中不得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和法国巴黎稍事停留以恢复疲劳，两周后才总算顺利到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的老部下，驻欧美军司令汤姆·汉迪后来说，“我认为这次横渡大西洋的旅行真把他害苦了，我看他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1953年12月31日，马歇尔的73岁生日是在回国途中度过的。他回到派恩赫斯特后，立即卧床休息，惟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那位中国美女的信正等着他呢。宋美龄在给他的祝寿信中写道：
转眼便是您的寿辰，到那一天我将格外思念您，祝您长寿幸福……请转告马歇尔夫人，我送她的手提包上绣着的中国字，意为“长寿。”按中国人的习惯，祝丈夫或夫人“长寿”，也就是同祝夫妻长寿。
在此后两年中，马歇尔与宋美龄、弗雷德丽卡书信不断。弗雷德丽卡不愧是位“工作”皇后，她在信中恳切地求教马歇尔，应如何应付日益恶化的希腊局势。但她或许没有想到，这使马歇尔深感为难，因为这很可能招致现任国务卿杜勒斯的强烈不满。
马歇尔对弗雷德丽卡推心置腹，向她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伤痛。他向她透露，杜勒斯对他并不友好，并说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麦卡锡对他的攻击，以及艾森豪威尔在为他辩护问题上是多么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但他却无可奈何，只能表现出对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毫不在乎。他提醒王后，他在政府中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了，1956年3月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共和党内各主要集团，为在大选前竭力诋毁民主党政府所做的一切，现正在攻击对外援助工作，对我极表敌视……您也许还不知道这一点，即在这一代的知名人士当中，迄今我所受到的恶毒攻击，其程度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深。
有鉴于此，我担心我的协助……只会引起报界恶毒和充满敌意的攻击。
弗雷德丽卡回信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想亲往美国同他谈谈，请他帮助动员各方力量，促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帮助希腊度过当前的危机是多么重要，并提出她可否作为马歇尔夫妇的客人，悄悄前来多多纳庄园拜访他们，以便晤谈和策划。
一般情况下，王后的建议定会使马歇尔既感动又高兴，但眼下却是非常时期。他立刻回了信，说他和凯瑟琳“非常高兴，并极感荣幸”，但却难以接受王后的建议，因为他们夫妇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派恩赫斯特一幢小房子里过冬，凯瑟琳还照料着身患重病的姐姐。拒绝王后来访实在令人不安，因为她是“我们最愿意款待的客人，何况这位非凡的王后和她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
接下来，马歇尔写了谢客的真正原因：
显然，您以为可以秘密来访，其实非但不可能，而且会立即招致敌意，甚至恶毒攻击。
说来也怪，要是您不这样知名，不如此美丽动人，敌对情绪倒会小一些。
就个人而言，我必须承认，（我的顾问们）几乎一致认为，恶毒的政治对头们一见到我就忍不住兴风作浪。我制定的政策使美国纳税人破费了几十亿美元，他们对此耿耿于怀。如今正是竞选蛊惑人心的混乱之际，他们再也不愿我从中施加影响，插手国事了……
我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贤仁如您，定能体谅我的处境。这些话实难落笔，但论情论理我又不得不说出来，谨致更为深切的爱慕和忠贞之情。
崇拜、忠于您的
G.C.马歇尔
写此信时，马歇尔心中一定异常难过，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劝阻弗雷德丽卡，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
马歇尔退休后，一些好心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坚决表示自己不写，甚至连短篇的回忆文章也不写。1956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校友和他的幕僚敦促他准许一位可能为他写传记的人向他采访，他同意了。
1956年秋天，他开始在多多纳庄园同“马歇尔基金会”选定的传记作家谈话，后又继续在派恩赫斯特谈，偶尔也在五角大楼谈。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走路也开始困难了，但他的记忆甚好，喜欢回忆往事，特别是他的少年时代。一次次谈话占去了他几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1957年春，他抱怨自己难以记清细节，提议将谈话推迟到夏天再进行，此后除了简单回答几个小问题外，谈话再也没有恢复。
1958年8月，马歇尔再次住院检查身体，艾森豪威尔像往常一样送去鲜花以示慰问。马歇尔告诉总统，他入院将近一周，一切都顺利，不久可出院。然而，他跌了一跤，断了一根肋骨，又住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开始迅速恢复，胃口大开，体重增加了5磅。
1959年初，医务人员听到马歇尔挣扎的声音，连忙走进他的房间，发现马歇尔中风，已经不会讲话了。医务人员一面急救，一面召来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中风使马歇尔瘫痪了，但到夏天他已经能坐在轮椅上接待来客，有时还可以同老朋友偶尔说几句话。
凯瑟琳一直守候在丈夫身边。马歇尔的继子、继女和教女，以及过去曾在他手下长期工作的老部下，如鲍德尔、弗兰克·麦卡锡、卡特等纷纷到医院探望。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陪同下，也来医院看望这位老伙计。但连续发作的脑痉挛已使他只能依靠导管进食和呼吸，他已认不出他的老朋友了。丘吉尔不禁潸然泪下。
两个月前，马歇尔还亲自执笔给弗雷德丽卡写信，现在，他却连由他人代笔写信也做不到了。1959年春，华盛顿流传马歇尔终于不治病危的消息。消息传到雅典，希腊王后发来急电：“时刻惦念，盼早日康复。弗雷德丽卡。”
世间伤心事，再莫过于眼睁睁看着一位伟人渐渐老去、日见羸弱，一病不起，乃至下世。1959年7月，乔治上校给马歇尔昔日的副官卡特将军写信说：“沃尔特·里德医院的这段日子真不好过，十天之内，马歇尔将军的体重又掉了5磅，只剩下136磅，瘦得不成样子。”他还谈到，马歇尔夫人日夜在床边守护，自3月份以来，她只离开过六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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