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几乎在《苍蝇》公演的同时，《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与《苍蝇》所引起的反应相比，《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却如一阵无声的细雨，只在湖面上激起了几个似有似无的涟漪。这本长达724页的哲学论著是题“献给河狸”（河狸是萨特给波伏娃取的绰号）的，它的封面上引用了萨特式的句子：“花瓶里最珍贵的是里面的空间。”由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惟一热点是政治、时局和战争，因而没有心思去读这种似乎不太合时宜的哲学书，于是，这本极有分量的哲学巨著在出版之初遭到了冷落。直到两年后，当萨特成了新闻人物时，评论家们才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部巨著上。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敏感到其重要的价值，肯定了其不一般的独创性。而美国对这本书的接受却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愚蠢地攻击它，然后承认其真实性；最后才看到了它如此重要”。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柏林留学期间，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打算。从1939年他服兵役的时候起，他就计划了写这样一本哲学专著。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读书感想涂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从而大致勾画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轮廓。每当波伏娃去营地探望他时，他总要阐述一下那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要点。后来，这些笔记本都遗失了。不过这对于萨特而言并无大碍，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被俘期间，他继续这种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与虚无》的成书阶段，由于已经思考成熟，萨特写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本巨著，同一时期还写作了剧本《苍蝇》和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标志着萨特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面目而出现，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并对20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般人认为《存在与虚无》是非专业学者所难以理解的，其实不然。一旦解决了术语上的困难，阅读不仅会非常顺利，而且不乏趣味，因为萨特常常用生动的文学化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境况作出分析，以推导出他所要证明的结论。这本书从“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个基本概念来论述其哲学。在探索个人的存在中所进行的意识活动时，萨特认为那些被我们意识到的外界事物，“我”以外的世界是“自在的存在”，它偶然地、绝对地存在着，它是被动的，盲目的，毫无理由和根据的。由于独立于上帝也独立于精神，因此它又是荒谬的，多余的。而人的意识则是活泼生动的，当它附在于某个存在时，某个存在便成为意识任意摆布的存在。“人的存在”从一开始便是意识的存在，人存在的意识性确定了人的存在特征，因此它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能动的、真正的存在。当意识施展它活动的任意性、可塑性、无限性、主动性和想像性时，被它摄取和相关的事物便即刻以意识本身的活动为依据。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种偶然性，人注定是自由的，它决不能从别的存在物中产生出来，这就给存在的主动性创造了条件。萨特的结论是：“存在存在着。存在在他自身中。存在就是存在着的那个存在。”
然而，存在如何存在着？自我意识在存在活动中又怎样发挥意识的主动作用？萨特进一步阐述存在本身所面临着的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这里，他选用了“黏滞”一词来表述个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特质。如水，如糖浆，这种关系首先是软的，可压缩的，给人以可以占有的印象；其次它是黏滞的，它固执地妨碍自身的逃散。它看上去还是驯服的，但恰恰在我们自认为完全占有了它的时候，它却以一种奇特的颠倒，表现出它占有了我们。正是它的柔软性造成了它的粘黏性，这是它最主要的性质。最后，我还是我，它还是它。因此，萨特认为：克服他者、外界的束缚，就是自由的真正目的；超越他者的包围的意向，就是个人存在对自由的追求的表现。自由本身是一种无固定本质的东西，用萨特的话说，“你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无非就是你的行动的总和”。因此，尽管人是无缘无故地被抛到世界上来，是偶然的，是空无所有的，但人一来到世间就享有绝对的自由，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包括自我创造、自我约束、自我设定、自我安慰、自我控制、自我想像等等。据此，萨特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个人行为造成的，是自我设计选择的结果。人既然是自身行为的主人，就必须对所做的一切负责。概括起来，《存在与虚无》主要强调了自由和个人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个人存在的遭遇。
世人倾向于认为萨特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其实，《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并非萨特独创，而是来源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德国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早在19世纪上半叶，克尔凯郭尔就提出：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孤独的，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能由别的个体越俎代庖。而胡塞尔认为我们所说的世界，只不过是由这些现象组成，人的存在不过是“表示这种存在的一系列活动”，这就又进了一大步。胡塞尔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持一种更为深刻的悲观主义：人只靠拼凑虚无就能产生创造自己命运的灵感。萨特师承前辈，但又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格局。例如在对于意识结构、其他人等的分析上他就超过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在三位前辈对于个人存在的理解的基础上，他推导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公式，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他或她的个性（本质）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的永远不能被真正地完全地证明是正确的选择的结果。《存在与虚无》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什么，而在于他对自克尔凯郭尔以来的哲学家关于存在的思考作了系统的整理，并赋予其更充实的理性成分和更强烈的当代意识，从而使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哲学体系。
多数谈论存在主义哲学的人不知道萨特的哲学来自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三位哲学家的读者群远没有像萨特的那样广泛，这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萨特这样集文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一般人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不是通过他的哲学著作中那些抽象的论述，而是通过他的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同时，其哲学思想也为小说和戏剧增加了分量。在萨特的一生中，哲学与文学写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只把哲学看作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工具和方法，而每当在哲学思考中有重要发现时，他更乐于先用一本小说或戏剧来表达。
《存在与虚无》的四分之一的篇幅被“其他人”的概念所占有。完成此书后，萨特仍然在思考着“与他人的具体关系”这一哲学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他在几天内写成了一个剧本《其他人》，后来此剧改名为《禁闭》。《禁闭》的形式十分独特：这是一部由三个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独幕剧。这种形式的采纳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此时，“三重奏”中的奥尔加已经和里昂的一个实业家马克·巴尔贝扎结婚。后者提议萨特为他的妻子和小姨子写一个戏，而他愿意承担上演的全部费用。因为将有三位朋友参加演出，萨特希望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要让任何人产生老被留在后台的感觉，这样《禁闭》的形式就确定了：三个人谁也不用下台。《禁闭》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剧，场景设在地狱，三个人物分别是：懦夫加尔森，同性恋者依奈，杀婴犯埃斯特尔。加尔森爱依奈，依奈爱埃斯特尔，埃斯特尔爱加尔森，三个死人在地狱里相互爱慕追逐而又勾心斗角，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直至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禁闭》在老哥伦比亚剧院的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萨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从而给萨特扣上了悲观主义的帽子。萨特对此十分遗憾，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这句台词作了解释：
“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这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如同萨特的其他剧本一样，《禁闭》的命意是积极的。剧中的死人是有所象征的，萨特希望借此使人们懂得：许多人被禁锢在一系列陈规、强制中不能自拔，然而他们却没有设法去加以改变，而是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而加以忍受，这些人无疑是活死人。《禁闭》正是用荒谬的构思把人与人之间被扭曲的关系放在放大镜底下，使人看出其中的腐朽性和罪恶性。和《存在与虚无》一脉相承，《禁闭》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过行动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之痛苦的环境、成见、与他人的关系，不论我们处于何种如地狱般的可怕境地，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禁闭》再次表现了萨特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1947年，它在美国获得了最佳外国戏剧的称号，而数不清的国家剧院隆重上演该剧，全世界人都在重复着“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名言，不论他们作何理解。今天，《禁闭》已经成为世界经典剧目。每一次雷鸣般的掌声都表明：萨特的哲学主旋律——其他人、禁锢与自由又一次在无数人心中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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