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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柴可夫斯基

第一章 音乐铸就的生命

 引言

 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是与灿烂的俄罗斯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留下的不朽的音乐作品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光辉纪录,是俄罗斯以及全世界音乐文化的珍贵的遗产。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艺术魅力又是超越时空的。它不仅属于俄罗斯,不仅属于19世纪,它还属于我们、属于全世界、属于今天和将来,它将是永恒的。

 柴可夫斯基继承了西欧和俄罗斯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加以创造和发展,写出了许多动人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结合、鲜明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的交响音乐、歌剧、舞剧和其他各种体裁的作品。他的音乐是他心灵的自白。他的音乐深刻地表现了人们的内心感受。在这方面,在俄国音乐史上没有一个音乐家可以和他相比;在世界音乐史上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善于描写人们内心活动的音乐大师。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充满丰富的感情。在他的音乐中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情绪常发生急剧的变换交替。他把那些复杂的、相互矛盾的情感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所表现的常是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又是内心要求加以表达的东西”。他总是选择那些能燃起他心灵的题材,而使他心灵燃烧的是生活在他身边的与他具有同样情感的普通人。柴可夫斯基说:“艺术永远可以准确地找到通向人们心灵的道路。”他倾注在乐曲中的是他的真实和真诚,这使他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人们追求幸福,渴望美好,而现实中却有一种势力阻碍人们的理想的实现——这是他许多作品的基本思想。

 柴可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正集结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他自己也处在社会的、思想的、文化艺术领域的以及他个人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上。1882年他曾写道:“我们心爱的然而是可悲的祖国处在最黑暗的时期。所有的人都感到莫名的不安,好像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行走,都感到时局不稳——但看不清前途。”这种情绪和思想已深深地侵扰着他,他经常“陷入一种伤感的气氛”。加上37岁时又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心灵遭到疯狂、残酷的浩劫,他的生命几乎被吞噬了。当他想到“未来的生活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时,他曾想到用自杀结束生命。然而在他的音乐心灵里激动着一种顽强。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到自己能做的1/10。他要用全部的努力来做到他还应做的一切”。他努力从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挣扎出来,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有一个忧愁的怪影窥伺着他。关于理想与现实、欢乐与悲哀、愿望与障碍,关于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使他陷入难解的困惑之中。柴可夫斯基在音乐中使这种忧郁的感情变幻无穷。他把哀愁、焦虑和不满足幻化为对美好事物的热烈的向往。他的音乐表现了对生活、对光明美好未来的信念。这样的执着与坚毅正是柴可夫斯基式的忧郁的力量。

 被柴可夫斯基称为“心灵的忏悔”的《第四交响曲》就反映了人和命运斗争的基本思想。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纪录,是那个时期他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写照。乐曲揭示了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在与命运抗争时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经过与命运的一番较量,他认识到,要到民众中去,那里有欢乐,那里蕴含着无限生命力。

 柴可夫斯基把《第四交响曲》献给了他的挚友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娜·冯·梅克,并称这首交响曲为《我们的交响曲》。他与梅克夫人之间奇特的友情是一曲动人的美的绝唱。他们在延续了14年的书信往来中彼此沟通,贴近,却从未正式见过面。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撑着对方的生命。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看作是她“所热爱的一门艺术的纯洁的先知”。她希望“跳进柴可夫斯基的灵魂里去”。她生活在柴可夫斯基的欢乐与苦难中。在柴可夫斯基生命的危急关头,梅克夫人给了他“安全的锚”。在柴可夫斯基看夹,梅克夫人的友谊“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梅克夫人给他的爱和同情已经成为他“存在的基石”。14年中往来于他们之间的大量书信是这两个神圣心灵契合的记录。《第四交响曲》也凝聚着他们之间崇高真挚的爱。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植根于人民的。他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并洋溢着浓厚的俄罗斯民族气息。同时,他使俄罗斯民族音乐与西欧古典音乐相融,并注入了某些浪漫主义因素,形成了他极具个性特征的音乐,从而大大丰富了俄国音乐。梅克夫人说得好:“格林卡是俄国音乐的创造者,而柴可夫斯基是他最伟大的建筑师。”柴可夫斯基在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民族音乐和外国古典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在音乐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在俄国音乐和世界音乐中,许多初次使用的词汇都与柴可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被誉为西方音乐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作曲家们的一部独特的‘技术百科全书’(肖斯塔科维奇语)。”他的作品曾对俄国和同时代外国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延扩到现在,也必得延续到将来。

 今天,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已溶入了我们的时代。伟大音乐家实现了他“用音乐和人们说话”的理想。柴可夫斯基勾魂摄魄的音乐中那美的精灵游荡在世间,徜徉在人们的心里。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已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名字。已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音乐会上,在所有的广播、电视台和供应音像制品的地方,甚至在每一个家庭,都少不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天鹅湖》中四个天真烂漫的小天鹅齐舞时的那段明朗、欢快、轻松的乐曲,《如歌的行板》那柔美、恬淡、抒情的旋律,还有《悲怆交响曲》那如泣如诉的凄婉乐章,都使人们深深的感动。很难想象,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人们会落入怎样的苍白。所幸他和他的音乐早已属于了人们,世界艺术殿堂也因有他的音乐而增加了光辉。

 人们有兴趣知道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音乐家,为人类所做的贡献;人们同样感兴趣的是创作了如此绝妙的文化精品的音乐大师会是怎样的人。于是我们敲开了他的大门,走进了他的世界……

 1. 童年的歌

 1840年5月7日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诞生于俄国乌拉尔—沃特金斯克附近一个村庄中等贵族的家庭。柴可夫斯基的父亲伊里亚·彼得洛维奇·柴可夫斯基是沃特金斯克矿区一个官办的冶金工厂厂长。他早年毕业于矿山学校(即后来的列宁格勒矿业学院)。他做过矿山学校教师,当过工程师和矿场总管,是一个非常善良、谦逊、和蔼可亲的人。住在矿区一带的人们都知道他。

 柴可夫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是一位法国移民的女儿。据说亚历山德拉的祖辈是为逃避法国大革命而来俄国定居的。她的父亲是位有名望的议员。柴可夫斯基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很有修养,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她温厚、开朗,喜欢弹琴唱歌。柴可夫斯基幼时经常听母亲唱一首名叫《夜莺》的歌,这歌声给小彼得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他一生中,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会使他想起亲爱的母亲,禁不住热泪涌流。

 彼得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他有两个哥哥尼古拉和伊波利特,一个妹妹亚历山德拉和一对孪生弟弟阿纳托里和莫杰斯特。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姐早就出嫁离开了家。

 1844年,家里请来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劳妮·裘尔巴赫。柴可夫斯基家的孩子们受着严格的传统教育,他们必须按照规定的作息时间学习、玩耍、进行女教师安排的各种活动。小彼得非常聪明、努力,在听女教师阅读文学作品时,他总是聚精会神,而在课间休息时,他会想出许多游戏的花招儿。孩子们围坐在裘尔巴赫身边轮流讲故事,小彼得讲得绘声绘色,很吸引人。不过,他却是个“玻璃人儿”,特别敏感和脆弱。对待他可要小心翼翼,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刺伤他,别的孩子当成耳旁风的批评和责怪会让他惊恐不安。女教师对小彼得的看顾要倍加精心。

 有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整个晚上大家都在弹琴唱歌欣赏音乐。因为是过节,孩子们被获准也和大人们一起娱乐。起初小彼得也玩得很开心,而晚会快结束时,女教师忽然发现他不见了,连忙跑到儿童间去察看,发现小彼得正一个人躺在床上,他并没有睡着,他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裘尔巴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哭着说:“啊,这音乐,这音乐……”其实当时四周已听不见任何乐声。“快把这音乐赶走吧,它总是在我这里,它就在这里!”小彼得指着自己的头抽泣着说,“它让我静不下来!”

 常有这样的情形:夏日的黄昏,落日恋恋不舍地逗留在遥远的天边,晚霞染红了天空和湖面,从孤独的渔舟上不时传来渔民凄婉低沉的吟唱。小彼得一动不动地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声不吭,好像他的魂已被那歌声带走。这时无论谁和他说话他都听不见,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从阳台上拖进卧室。

 父亲房间里的那个大八音盒是小彼得最喜欢的东西。他常从那里面听到许多美妙的乐曲。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咏叹调他就是从那八音盒中第一次听到的。这首乐曲在他的脑海中打下深刻的印记。他一生对莫扎特的喜爱和崇拜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小彼得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钢琴边。4岁的时候他和妹妹编了一首小歌《我们的妈妈去了彼得堡》。他把对母亲的爱,用自己幼稚的小歌唱了出来。彼得常常被音乐迷得忘乎所以,有一次他竟因为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音乐节奏而把手指戳破了。

 彼得5岁时,家里为他请来了钢琴教师玛丽亚·玛尔柯夫娜·帕里契柯娃。只用两三年功夫,彼得就弹得很好了。

 父母对彼得初显的音乐天才并没有太注意,而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却预感到,这孩子的音乐癖好也许会影响他的未来。

 1848年,柴可夫斯基的父亲退休了。当年9月全家迁到了彼得堡。都市生活给8岁的彼得带来了新的影响。父母常带彼得和其他几个孩子去剧院看戏。舞台的豪华场面和热烈气氛使孩子们很兴奋。彼得目不转睛屏住呼吸看得非常入神。他也爱上了戏剧。

 2. 成长的路

 1850年8月母亲带着10岁的彼得来到了彼得堡,把他送进一所法律学校读预科。那是一所上流社会的寄宿制学校。彼得生性脆弱,依恋父母,为帮助他适应新的环境,母亲在彼得堡住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母亲常带他去歌剧院看歌剧。

 10月的一天,母亲要离开彼得堡回家了。彼得哭叫着紧揪着母亲的衣角不放,不让母亲走。人们怎样劝慰都无济于事,只好把他硬从母亲身边拽开。他一直哭喊着,跟在母亲坐的马车后面追跑,直到马车已渐渐走远。这是彼得第一次离开家,他很难适应法律学校的生活。他常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性格变得越来越抑郁孤僻。直到1852年5月彼得的父亲结束了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工作,全家又搬回彼得堡时,彼得才又和家人常在一起了。

 彼得在法律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他不喜欢学校设置的那些枯燥课程,但是他从小养成了认真做事的好习惯,他对待学习也是一丝不苟的。

 新学年开始后他升入了高年级。他在法律学校念了七年。这所学校是专门从贵族子弟中培养官吏的,学校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管理。不过有一点是好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柴可夫斯基的许多同班同学都爱好文学,他们读小说、看故事,而柴可夫斯基则把课余时间都放在音乐上。他弹琴、唱歌,甚至有时试着练习编曲。当时在这所学校音乐被列为选修课程,就是在这个学校他初次正式学音乐课。他们的音乐老师是位名叫卡莱尔的德国老先生。老师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灵气很欣赏,看到柴可夫斯基刻苦勤奋地练习弹钢琴,他感到很满意。那时同学们时常聚在音乐教室里练唱歌、听音乐。有一次大家一起欣赏了乐曲《海鸥》之后,柴可夫斯基立即在钢琴上凭着记忆弹奏出这首曲子,大家对他的音乐敏感性赞叹不已。从那时起,柴可夫斯基开始试着写曲。缕缕乐思回旋于他的脑际。他沉浸在音乐里。有时也和同学们一起去剧院欣赏歌剧。他对莫扎特和格林卡的歌剧特别着迷。特别是意大利歌剧团在彼得堡演出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使他终生难忘。若干年后他曾回忆道:“《唐璜》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对音乐的强烈印象。它激起我一种神圣的喜悦感,这种喜悦感后来产生了成果……多亏莫扎特,我才将生命奉献给了音乐。”

 1854年7月柴可夫斯基亲爱的母亲不幸得了霍乱病去世了。母亲的离世给14岁的柴可夫斯基带来了撕心裂肺的伤痛。人间已经没有了他慈爱的母亲,一向感情脆弱的他难以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母亲走了,永远的走了,母亲的离去带走了家庭的温馨。母亲去世后,柴可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哥哥和妹妹各自住进了不同的学校读书,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弟弟,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

 1859年5月柴可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了,他得到了在司法部做书记员的职务。在司法部工作时,他办事很认真,得到人们的好评,但是他的真正爱好还是音乐。他经常去剧院看歌剧或芭蕾舞剧。他开始参加彼得堡社交界的活动。他在晚会上即兴演奏钢琴。他也很擅长演戏。有一次他参加了业余戏剧小组排练演出的《村姑》,他在第二幕中扮演地主,还曾在《痛苦来自温柔的心》中饰演男主角。他的高雅风度和卓越演技赢得了上流社会人们的称赞。

 19世纪60年代初的俄国,农奴制刚刚废除,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和发展,随着先进的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也在迅猛发展。在艺术领域,特别是音乐界呈现了空前繁荣的风貌。各种音乐团体相继成立,也开始举办大众普及性的音乐会。就在此时,俄罗斯音乐协会成立了。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促进俄国的音乐研究和演奏,同时也为了让非贵族出身的知识青年能有机会接受音乐教育。随后不久,俄罗斯音乐协会开办了音乐班。柴可夫斯基在取得父亲同意后于1859年秋季加入了这个班学习音乐。当时彼得堡一些有音乐才能的人和音乐爱好者都来参加这个音乐班的学习。在音乐班担任教师的是著名的尼·依·托连姆巴教授。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华立刻引起教授的注意。在这段时间柴可夫斯基还不得不继续在司法部里干那份枯燥的文书工作。那时在贵族圈里,音乐绝不是一种让人能看重的终身职业,而只是一种娱乐而已。柴可夫斯基家世代供职于官场,父母自然要让子女接受一种能够保证将来有前途的教育,学习音乐只能是附带的。职业音乐家当时在俄国薪水很低,只靠搞音乐,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不但父亲不同意柴可夫斯基专门从事音乐,柴可夫斯基本人也不能立刻下决心把音乐当成自己的终生职业。

 1862年9月,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安东·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出任音乐学院院长。原来在音乐班听课的学员们现在都成为彼得堡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柴可夫斯基开始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作曲班学习。由于他钢琴弹奏水平已经相当高,很快就被允许免修钢琴课。

 安东·鲁宾斯坦是位非常严厉的教授,他给学生留的作业繁多而又艰深,学生很难按时如数完成。只有柴可夫斯基一人认真对待,他为了按时完成全部作业常常彻夜不眠。有一次在作曲课上,安东·鲁宾斯坦布置为一条指定的主题写对位性变奏曲,要求写得质量好,数量多。教授原以为柴可夫斯基最多不过能写出十几条而已,可是柴可夫斯基竟出乎意料写出来二百多条。安东·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的才华和学习的认真态度大为赞赏。院长的称赞和鼓励大大增强了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在音乐学院学习的第二年,他决定放弃在司法部的工作,集中精力学习音乐。最初,他的生活很窘迫。父亲的供给是有限的,于是他在课余给教授或是演员做伴奏,以此补充一些收入。

 1863年4月他在写给妹妹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当然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但首先我希望下学期在音乐学院获得一个职位(助教);其次,明年我可以教几节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于我完全无求于世俗的舒适环境和丰衣美食等等,我的花费缩减到了最小限度。你知道这一切以后可能还会问我:我学成以后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只有一件事是我有把握的,我将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始终可以求得温饱。音乐学院所有的教授都对我满意,并且认为,经过努力,我大有可为。”

 从此以后他更加奋发努力了。音乐学院院长安东·鲁宾斯坦个人出资提供了20份奖学金,用于培训管乐手,以便早日建立起音乐学院自己的乐队。柴可夫斯基自愿学习长笛,他长进很快,当乐队成立时,他作为第一长笛手成为乐队的成员。教他长笛的兹·契阿尔奇教授非常赏识他。学院组织学生音乐会时,柴可夫斯基成为安东·鲁宾斯坦的得力助手,他为合唱队伴奏,帮助新组建的乐队排练,他作为定音鼓手参加乐队,把握乐队的稳定节奏和正确音调。他也很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净悦耳,是个男中音,他特别喜欢唱意大利花腔,喜欢罗西尼①歌剧中的咏叹调。

 ①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学生时代的柴可夫斯基无论做什么都有极好的效率。速度快也属于他的天性,他写得快,读得快,做事情快,连走路也快。他当年的同学拉罗什回忆说:“在他这种快速度中没有一点焦躁紧张和手忙脚乱,他丝毫没有催促自己,这种快节奏来自他的天性。他天性中的柔和和神经质的敏感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的,而他的刚毅和精力充沛却很少在外表显现出来,然而这却是他性格的基础。正由于有了这种特性,他才得以做出他后来所做到了的一切。”

 柴可夫斯基正式开始创作是在他22岁的时候。他初期的一个主要作品是以俄国著名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的情节为脚本所写的管弦乐序曲。话剧《大雷雨》尖锐地提出了在宗法制统治下受到残酷压迫和奴役的俄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社会问题。柴可夫斯基突出表现了爱情的强大力量与阻碍达到幸福的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和争斗,反映了人与命运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人与命运的决战这一主题贯串于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之中。他写这部曲子时,打破了学院式的陈规,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他大胆使用了包括竖琴、英国管和低音喇叭在内的很“现代化”的管弦乐队。这种配器手法是学院学生禁止使用的。他的作品遭到了安东·鲁宾斯坦的反对和指责。这首乐曲是在学生音乐会上演出的,由柴可夫斯基自己指挥,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大型乐队,他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

 在音乐学院上学期间,柴可夫斯基继《大雷雨》管弦乐序曲之后又为交响乐队写了《性格舞曲》。在距离彼得堡25千米的巴甫洛夫斯克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指挥演奏了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一次公开演出。

 1865年柴可夫斯基从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他获得了银质奖章和自由艺术家称号。他的毕业考试是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写大合唱曲和四重奏伴奏曲。这首大合唱在毕业庆典上由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演出。然而,这部大合唱很快就遭到当时一些权威们的批评。包括安东·鲁宾斯坦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曲家们对该作品提出了苛刻的意见。这对刚刚毕业的青年作曲家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当时只有音乐学院一个20岁的学生拉罗什大大肯定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把柴可夫斯基与当代所有的俄国作曲家相比较后断言,在才能和受教育程度上,柴可夫斯基超过了任何人。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未来音乐之最伟大的,或者说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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