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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9章 计擒永历

  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世祖于养心殿病逝,年仅24岁。这个年龄,刚步入人生风华正茂、精力旺盛之期,却不幸早逝,是人们所不曾料到的事。他6岁即位,在位18年,亲政尚不及10年。他的生命的确过于短促。然而,这位青少年天子颇有作为。前期,有其叔父多尔衮辅政;后期,独立主政,在很短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对全国大陆的统一,革旧立新,制度初备,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与多尔衮开创一统局面,在清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祖去世,他的第三子玄烨,以八岁的幼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清圣祖,以明年为康熙元年。遵照世祖遗嘱,命索尼、苏克萨哈、遇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清圣祖实录》,卷1,1~6页。台湾华文书局版,下同。

  世祖的突然去世,新君幼童即位,对吴三桂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前程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毫无疑问,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必然要做一番估量。算起来,三桂降清也正好十有八年,无论是前朝多尔衮摄政,还是后期世祖亲政,朝廷给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誉、地位、利禄,达到诸臣所无法企望的程度。不仅如此,世祖对他的信赖和无时不关怀备至,即使一个怀有二心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从“感恩图报”这层意思上说,对世祖的去世,三桂应当是悲痛的。他以自己对清朝的盖世功勋,相信新君不会改变以往对他的优渥政策。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他与新君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关系,与他降清和此后迄至世祖去世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彼此都无联系。这会减少三桂的戒心和种种顾虑。何况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便有索尼等四大臣辅政,也不敢轻视他;相反,他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尊敬和优宠。

  且不说三桂此刻想些什么,对世祖的去世,他还是要尽到人臣之礼的。他决定进京哭拜世祖,可他又担心朝廷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云南。大凡总提防别人的人,总疑心别人来暗算自己。对别人不诚实,也总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此种人的心理大抵如此。朝廷是否准备趁他入京把他扣留,史无记载,我们不能妄断。但以当时形势而论,朝廷不致有此打算。因为云南还很不安定。永历和李定国等势力的存在,清朝仍视为一潜在威胁,急需剿除。世祖去世前,已下达了命令,并派出爱星阿率禁旅,协同三桂进征。再说,朝廷正倚重他安定云南。尽管如此,三桂还是处心积虑,为防止朝廷的意外之举,特提重兵而来。他把部队分成数股,陆续启行。于是,在云南通往北京的大道上,他的军队络绎不绝,倒使旁观者感到一种心理压力。他还在半途中,其前驱部队已行至北京附近,“人马塞途,居民走匿”。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惟恐出现意外之变,命三桂不必进京,可在京城外“搭厂设祭”。三桂遵命而行,在新设的世祖灵前,哭拜一场,完成了礼仪所规定的祭祀活动,即提兵返回云南。《四王合传·吴三桂传》,3页,载《荆驼逸史》。

  从这次活动,已看出三桂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想失去已得到的任何东西。世祖的去世,在他看来,似乎并不重要。一个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过快增长,往往是政治野心膨胀的温床。三桂的思想,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回到云南后,三桂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继续完成世祖的遗命,彻底剿除永历,向新君奉献新功!

  出师前,三桂向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等云南各土司颁发朝廷敕印,令他们协助清兵剿永历。同时,他向缅甸发出通令,告诉清兵出师日期,命缅方到猛卯迎接清兵,擒永历献来。《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0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三桂派遣副部统何进忠、总兵沈应时、马宁等率师出腾越,经陇川,于三月至猛卯。缅甸并没有如约派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两年来,因为永历的事,李定国、白文选与缅方屡次交涉,发生多次交战,百姓苦于战火不断,死伤很多,已对国王产生不满,臣属们说:王迎入永历帝,是自招祸之源,国王说:我迎的是皇帝不迎贼,贼祸乱我,皇帝不祸乱我,为什么要怨恨我呢!拒绝了臣属们的劝告。缅方百姓和大多数臣属都担心李定国如破都城,将导致一场祸乱。这时,缅方接到三桂通令后,多数主张从三桂约,不如趁此次清兵入境,把永历交出去,取得清朝的谅解,用以对付李定国,对国家的安全极为有利。这些考虑,当然是以牺牲永历为代价,换来缅方利益不受侵害,国王没有同意,还说:“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中国)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戴笠:《行在阳秋》,卷下,300页。正巧国王的弟弟莽猛白率众五万入援,防御李定国的进攻,看到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因国王拒绝三桂的通令而感到愤怒。莽猛白利用这个时机,立即夺权,他把他的国王哥哥绑起来,囚在箯舆之中,抛入江中,用江水呛死了事。他自立为主,立即派使者前去猛卯迎清兵。由于跟李定国交战,道路不通。及至缅使赶来时,又遇上一年一度的瘴气弥漫季节,用兵十分危险。何进忠等只好引军回师,上奏: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0页、14页;《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79页。

  三桂下令退师后,又派出刚投降的永历御前总兵马宝为间谍,秘密前往缅甸,向国王说明三桂的意图,并许下诺言:“如果能把永历交给清兵,那么富贵可以立至!”缅甸王便把他送到永历跟前,永历把他看作是旧臣,一点也不怀疑。《行在阳秋》,卷下,300页。缅甸王莽猛白按三桂指授,加紧迫害永历流亡者,设计先铲除永历从臣,以便孤立永历,然后再以计擒捉。

  七月十六日,缅甸王莽猛白遣使来邀永历的大臣过河议事。诸臣已知清兵与缅甸勾通,恐有意外,便婉言辞谢,不赴约。缅甸国王邀永历诸臣议事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行在阳秋》记为六月十八日;《求野录》书六月而漏载日期;《永历纪年》失载。而《爝火录》记为七月十七日。惟《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也是录》记为七月十六日,今从之。又过了两天,七月十八日,缅方又遣使来,一再劝说:“此行无他意,我王顾虑诸位心不善,特请饮咒水(即盟誓),然后让你们自便贸易,以资生计。否则,我国怎能长久地供奉你们食物?”依沐天波的意思,还是想推辞不去,马吉翔、李国泰却说:“蛮俗敬鬼重盟誓,我们还是去吧!”他这么解释,诸臣觉得有道理,沐天波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十九日,马吉翔、李国泰带领诸臣四十余人,跟随缅使渡河走了,只留下年老内监一两人服侍永历,还有都督同知邓凯因被马吉翔摔坏脚,行走不便,才没有去。邓凯:《也是录》附载《崇祯长编》。

  中午,马吉翔一行一到达,缅方备宴欢迎,酒过数巡,缅甸突然出动三千兵,把他们的住处包围起来,令他们依次出来,逐个杀死。他们几无任何反抗能力,任其宰杀,只有沐天波有备,从袖中取出锤,击杀缅人十余人,终被杀害。被杀的还有松滋王某(不知姓名)、马吉翔、马雄飞兄弟、李国泰等十二人。《南天痕·沐天波传》,卷22,10页,西亭藏本;参见《云南备征志》,“故实”19,卷19,2页;《明史·沐英传》,卷126,390页。

  当马吉翔一行走后,缅兵三千人又包围了永历的住所。大喊:“你们诸臣都出来饮咒水,有不出者,乱枪攒刺!”留下的臣属于仓促之际,手无寸铁可持,又怕惊动永历与后宫,不得已,相继出来,一群缅兵拥上前捆绑,随即杀死。永历闻知事变,便与他的皇后自缢。邓凯与内侍仅存者劝道:“已到这个地步,死也应当,但太后年高,皇上死了,该怎么办?社稷已亡,又抛弃太后而死,后世人该怎样评论皇上?不如暂缓,等待天命吧!”他这么一说,永历也失去了自缢的勇气。以上参见《爝火录》,卷31,952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1页。

  不一会儿,缅人闯进永历住所,搜罗财宝、衣物。后宫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纷纷吊死树下,“累累如瓜果”!

  在这次事变中,被杀与吊死的,有18人,仅剩永历与宫眷25人,都聚到一小屋中,惊惶失措,毫无一点自卫能力,如束手待毙的“待决之囚”。正在惶惑中,一名“通事”(翻译)领一名缅官来护守,声称:“不可伤害皇上和沐国公!”沐国公,即黔国公沐天波。他是黔宁昭靖王沐英的十二世孙,自明初受封,沐氏世守云南。崇祯三年,沐天波袭爵。及至永历入云南,天波加入该政权。永历出逃缅甸,天波护行。沐氏镇云南两百多年,与缅甸有交往,对他很敬重。当缅官传达国王的特殊优待时,天波已被杀害。《小腆纪传·沐天波传》,卷20,214~216页。“永历下”,79页。参见《明史·沐英传》,卷126,389~390页。在永历住所附近,室内外遍地横尸,缅甸请永历与幸存者移到原沐天波所居之室,查点人数,大小人等只存340余人,哭声一片,传到一两里外……

  永历受此惊吓,情绪处于极度悲愤之中,他病倒了。缅王害怕永历死,无法向三桂交代。便将永历的住所重新修理,打扫干净,然后把永历和后妃迎接进去,送来衣服、被褥、锦布等生活必需品,向他解释道:“我小邦主子,实无伤害诸臣之心,只因各营士卒杀戮村民,引起村民怨恨,所以才对诸臣采取行动,不过泄其怨,请勿怪罪小邦。”永历明知是缅甸有意杀害诸臣,却又极力安慰,他此时又能说什么呢?

  永历病得很重,幸存的男女老少也都病了,没有条件医治,病重的相继死亡。有的逃跑,在半途中,凡被缅人俘获的,都杀死了。有名可记的,如岷王朱蕴生、姜世德、马九功、潘世荣、危存礼、向鼎忠、温如珍、刘九皋等人,都死于非命。以上见《爝火录》,卷31,953~954页。

  缅甸王制造的“饮咒水”惨剧,已把永历在缅甸的势力消灭几尽。剩下永历和他的母亲、后妃及个别幸免于难的从臣,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的命运已牢牢地握在缅甸人手中。永历不会想到,他们这些流亡者,竟惨死于非命,更不会想到死于缅人之手。然而,这一惨剧,幕后指使和导演的,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缅甸既然除掉了永历的势力,下一步就是等待吴三桂发兵前来,如何将永历等人送交清朝了。

  顺治十八年九月,暑气已退,秋季来临,天气凉爽宜人,令人畏惧的瘴气已消。三桂调动满、汉、土司兵及降卒七万五千人马,加上炊事及汲水勤杂人员,共十万人,《明季南略》,卷15,483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5页。采取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向缅甸进军,必取永历而后罢兵!

  大军由大理(今仍名)、腾越(云南腾冲)出边,分作两路进兵:三桂与征西将军爱星阿率五万人马出南甸(云南梁河)、陇川(云南陇川)、猛卯(云南瑞丽);分兵两万,命总兵马宁、王辅臣、马宝率领,出姚关(云南姚关)。两路大军将会师于缅境木邦。

  进缅境索取永历,无须用这么多军队。他也明知,在这里遇到的对手,并无很强的抵抗力,不必以精兵猛将来对付,何况缅甸已表示归服清朝,决不会抗击清兵入境,不大可能发生战争。但三桂调动十万大军,虚张声势,一则吓唬缅方,痛痛快快交出永历;一则也是做给朝廷看的,尽力显示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

  还在正月二十四日,三桂曾向朝廷上了一疏,称:“缅甸乞兵救援,愿送永历一节”(实际是三桂向缅方发出通牒后,缅方不得不作出如此表示),此事如在去年冬(指顺治十七年),一定会成功。但现在却是“春深,百草萌动,非行兵之时”,虽然缅人愿助清军,提供了剿永历的一个好机会,但季节已过,未便用兵。而缅人以此为词,请求救援,若不同意他们的请求,缅方或自守,李定国、白文选远逃,将来我方指责缅方不送永历,那么他们就会以请援不至为词,我方何以回答?臣反复计算,对缅甸的要求,不答应,固然不可;而“应之以实,尤为不可,惟有用术而术”。这就是要虚实并举,巧用权术,施策略和手段达到目的。三桂提出,从远处发兵,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驻防永昌、大理的“防边兵”携带粮食,就近出边,“大张旗鼓,号作先锋”,仅至陇川、千崖盏地方而止,不时地差放部分人员到缅境蛮江上,“促令缅人备船,臣统兵继圣,虚张声势”,这就是“所谓应之以术也”。《庭闻录》,卷3,“收滇入缅”。

  三桂此次出兵,正是实施虚实并用之术,他已多次派人向缅方恫吓,继而统大军临境,诱迫缅方就范。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清两路大军进入缅境,会师于木邦。三桂两路军会合时间,各书多不见载,惟《庭闻录》记为十一月十二日至木邦,又一处记为“十五日至木邦”,颇混乱。今从三桂向朝廷奏报:“十一月初八日会师木邦”。见《清圣祖实录》,卷6,9页。

  在十万清兵大举征伐之时,李定国又与白文选发生分裂。在此之前,他们屡次合力攻缅,索要永历。他们俩最后一次合作是在三桂出兵之前,约当八月间,他们渡江攻缅,没有取胜,便撤军回洞武。定国军在前已先行,文选部在后随行。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德胜因贺九仪之死而怨恨定国。那还是在定国驻孟艮时,明将贺九仪率部从南宁来,与定国合军,军势复振。九仪的妻子还留在云南,被三桂俘获,令其妻写信招降。九仪想降清,此事被定国知道,定计饮酒,埋伏甲士,把九仪逮捕,用棍棒打死。这事引起张、赵两人强烈不满。从此心怀二意,寻找机会脱离他。这次自缅撤军,在途中,他仍旧劝白文选,说晋王不可靠,不要再作第二个贺九仪,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们也不管文选是否愿意,强行把部队拉走北去。文选被他们说得心动,也就跟他们走了。定国发现后,派自己的儿子嗣兴跟随文选,观察其去向。文选部将勒马准备大战。嗣兴大怒,率部迎战。定国为避免发生冲突,急召嗣兴回来,不由长叹,说:“当年与我同事的,有数十人,如今都没有了。幸存的,只有我与文选两人。我何忍心再相残杀!既然他背主另找出路,想作自为之计,念已绝决了。我所以让你尾随他,是希望他能生悔心。今大谊已去,任他去吧!我自尽我事。”便率所部东向九龙江。《南天痕·李定国传》,卷23,6~7页。三桂兵至木邦时,他已到了景线。

  白文选脱离李定国,本打算降清,又不忍心背明,徘徊不定,北行至锡波江屯驻。当他得知三桂兵会于木邦时,特派副将冯国恩前去侦察,被三桂的伏兵擒获,当即投降,向三桂泄露了全部军情。三桂当机立断,先选派前锋精骑追击,这支精骑昼夜疾驰三百里,赶到江边,白文选已毁掉浮桥,奔向茶山(高黎贡山南段之山,今属缅甸)。清军随后也赶到江边,得知文选已逃,三桂顾虑他断木邦后路,迅速作出部署;全军编筏渡江,由冯国恩为向导,他与爱星阿率主力直趋缅甸都城;命马宁、祁三升、马惟兴、沈应时、高起龙等战将分道追击白文选。

  十一月二十五日,马宁等疾驰数日,追到猛卯(距锡波江约800余里),追上了文选,反复劝降。文选进退无路,于仓促中决定“全军归降”,计官员499员、兵丁3800余人、家口7000余口,共11299人,还有马3260匹、象12只。《清圣祖实录》,卷6,9~10页。《庭闻录》,卷3载:“文选以众11749人,马3200匹、象12只降。”其降众人数与《实录》所载略有差异,其俘获的马匹与象的数量从《庭闻录》。文选降后,隶属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封承恩公。《清圣祖实录》,卷7,18页;参见《小腆纪传·白文选传》,卷37,368页。

  再说吴三桂率大军至腾越时,已两度派人向缅甸发出通牒:“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行在阳秋》,卷下,303页。缅甸已迫于强大的清军的压力,又为摆脱李定国、白文选的兵端,决计归服清朝。

  吴三桂于十二月初一日,率部至旧晚坡。此地在阿瓦城东六十里。缅甸王十分恐慌,急派出他的宰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送交三桂,文内声明:“愿送驾(指永历帝)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缅方请求退兵扎锡坡,害怕清军攻击阿瓦城。《行在阳秋》,卷下,303页。三桂见目的已达到,便接受了缅甸的请求,条件是必须交出永历,清军就不攻城。

  永历已知清兵临境,他明白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支撑了十五年的政权行将结束,而他的生命也处于生死之间。这一结局,是命中注定的吗?他思绪万千,悲哀、愤激一起袭来,不假思索,提笔给三桂写了一封长信,把他的痛苦、哀怨、愤怒尽情地倾泻于一纸之中。现把全文引录如下: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指明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指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指清),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指福王)。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伏诛。仆(永历自称)于此时,几不欲生,犹睱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错。

  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哭谁欢,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族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对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第思高皇帝(指朱元璋)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愁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党其薄。奕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丧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霑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蒋良骐:《东华录》,卷8,137~138页。参见《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82页。[日本]丸山正参:《郑成功传》亦详载此文,仅个别字有出入。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想见,永历是在极度痛苦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写成的。我们且不必分辨其中的是非,仅从全文的气势来看,声情并茂,不禁令人感泣!明朝自朱元璋创立,到现在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其结局如同建国时一样,轰轰烈烈,又多了一个悲壮、惨烈!永历为失去祖先创下的江山,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无力回天的哀叹。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面前,他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末世的亡国之君,总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可是,失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总有完结的一天。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广漠的天地间,都不过是暂时存在的现象,没有永久存在,也没有久盛不衰。恰恰相反,盛则衰、衰而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惜,封建帝王永历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吴三桂从引清兵入关,到穷追永历,从道义上说,有负于明朝,但从理性而论,却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判断历史的是非,道义不是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永历恰恰是从道义上谴责三桂背主求荣,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南明经弘光、隆武、永历三主,都是腐败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无补于历史的发展,与这个政权同归于尽,殉道而亡,虽气节可嘉,不过成了这些腐败而不可救药的政权的牺牲品而已。永历对三桂的诛心之伐,仅仅是历史的瞬间回声,是以永历为代表的过时的人物对自己行将完结,而表示出的无可挽回的抗争。

  永历在对祖业沦丧的泣诉中,包含着对三桂的切责;在甘愿“粉身碎骨,血溅草莱”的悲歌中,隐含着求生之念。此刻,他不再想如何恢复旧山河,而是如何能使他得“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或是如同一介草木,受“圣朝”之“雨露”而延续生命!

  永历求生的呼喊,如此情真意切,然而却是那么微弱,那么可怜,岂能打动三桂的心肠!他是在执行一项历史使命,他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更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他“不避艰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一个行动,就是活捉永历和剩余追随者,一网打尽,“根除净尽”!

  就在永历写这封信时,三桂与缅甸策划的计谋正在加紧进行……

  清兵压境,永历忧心忡忡,而他的母亲又病了,永历心情更是凄惨。他把幸存的都督同知邓凯召入,语气凄凉地说:“太后病了,不知她的骸骨能否归还故里?”又说,“白文选未封亲王,马宝未封郡王,是我负了他们的忠心。滇、黔百姓,我的军队在那里,真苦了他们多年,现在又不知情况如何!”《爝火录》,卷31,955页。参见《行在阳秋》,卷下,302~303页。到这个时候,永历还不知马宝、白文选已先后降清,心中犹惦记着他们的功劳,因为未能及时给予晋封,心里还感到内疚呢!看到他已处险境,尚有此爱怜部下之心,作为一个人君,诚难能可贵了。

  十二月初二日,日已西落,夜幕悄悄降临,忽有两三名缅甸官员来到永历的住所,对他说:“晋王李定国兵已到,现在送你去他那里。”还没说完,缅官随从人员上前,连同坐椅,把永历抬了起来就往外走。太后和后妃等人都大放悲声,哭声震荡着寂静的晚空。太后马氏以下,皇后王氏、太子朱慈亘、公主、宫女十四人、太监七人,被害文武诸臣妻妾子女百余人,不约而同地随永历之后,缓缓而行。行有二百余步,有三乘轿子迎来,让永历、太后和皇后乘上,其余男女老少也未及收拾东西,跟随轿子步行。行约五里,至河岸,早有几只船等候,永历一行登上船。于是,船鱼贯而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永历不辨东西,谁也不知道去往何处。不一会儿,船已近岸,因为水浅,船只好停近岸的地方。这时有一人,黑暗中涉水至永历船前,背上永历就走,永历问他的姓名,此人说:“臣是平西王前锋高得捷(又写作大节)。”永历平静地说:“平西王吴三桂吧!现在已到这里吗?”见对方没有回答,永历默默无语……

  约二更,到达一营地。此刻,永历才知道已入三桂兵营。

  原来,缅甸与三桂约定,为避免发生意外,他们把永历一行骗至三桂营。事先,三桂先派高得捷、官国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前去,暗中监视;接着,又派出二百人,接应前一批,以防出差错。当永历一行被骗出走,高得捷等都在暗中密切注视。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没费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永历及其家属一个不漏地全部擒获到手!以上参见《庭闻录》,卷3,《行在阳秋》,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20。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廷至此灭亡,明朝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当夜,永历入三桂营,南面端坐达旦。三桂标下官员见到他,跪拜如礼。不一会儿,三桂入,行长揖礼,不跪拜。永历问:来人是谁?三桂口噤,不能回答。永历再问,三桂不觉膝屈而跪。永历坚持问来人姓名。问之再四,三桂无法,只好说出自己姓名。永伍当即严厉斥责,最后叹了一口气:“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三桂回答说:“能。”永历挥手,让他出去。三桂却伏在地上起不来,左右人上前扶他起来,搀着他走出了永历的住所。这时,只见他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自此再也不见永历了。《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页。

  三日,将永历一行携至旧晚坡。初四日,邓凯跪拜永历面前,说:“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他的意思是让永历自尽,他做臣子的也跟着他死。永历却说:“你说得很对。但有太后在,而洪某(承畴)、吴某(三桂)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行在阳秋》,卷下,303页。

  永历一行受到三桂的良好待遇。永历下属,不管大小官员、男女,都给马乘用。给永历进餐,都用金碗,他和母亲、妻子都给鲜服铺盖,内宫宫女及妻妾都各给一套衣服。

  十二月十日,三桂下令离缅甸班师。三桂班师日期,各书多载十二月九日,而《庭闻录》,卷3、《清圣祖实录》,卷6载,三桂报捷书记为十二月十日,今从之。次年,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十三日,吴三桂携永历并大军回到昆明。三桂把永历安置在世恩坊原明崇信伯李本高宅内[明]刘茞:《狩缅纪事》,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派兵严守,每天进餐,奉送衣物,生活用品更倍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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