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节 辽西对峙 | 清太宗全传 | 清朝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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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全传》3.5节 辽西对峙

  一、宁锦苦战

  辽河以西的地区,是连接辽沈与山海关内外的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清太宗在这里同明朝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争战。

  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名城重镇,相继鼓行而下。接着,努尔哈赤乘锐向辽西进军,取广宁,锋镝直指明朝驻重兵的宁远。他的作战意图是,沿辽东湾海岸一线,扫荡明朝的军事据点,直叩山海关大门。不料,他在宁远城下遭到他兴兵以来的第一次重创,被迫解围撤退。这以后,直到他死前,他都没能发动新的进攻。宁远之役,标志着后金已从战略进攻的高潮跌落下来。太宗继承其父的未竟事业,挥兵西进,遇到明兵的顽强抵抗,被迫徘徊于大、小凌河之间,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明朝在萨尔浒战役中遭到惨败,迫使它从战略进攻转为防御,直至退却,但退到辽西地区,就不想再退了。整个辽沈地区被称为“神京左臂”(熊廷弼语),京师、山海关、辽沈,形势完整,臂指相连。“保辽以保神京”熊廷弼:《经辽疏牍》,卷1。,而辽西又居山海关与辽沈之冲要,所谓“保河西正所以保辽东”即辽沈地区《明季辽事丛刊》,“海运摘抄”,卷7。。辽沈失掉后,辽西首当其冲,辽西不保,山海关即失。山海关是限隔关内外的门户,捍卫京师的藩篱。大门若失,京师则暴露于敌前,其危亡必在旦夕之间。对辽西的战守问题,明廷曾进行多次激烈的争论。一派意见,如王在晋、高第等人主张放弃辽西,退守山海关。另一派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主张保守辽西,把它作为缓冲地带,以捍京师。这一战略终于为朝廷所接受,这才倾注兵力与粮饷力保辽西,极力遏制后金的进攻势头。这样,就形成了后金与明朝在辽西地区长期对峙的局面,开始了战略相持的阶段,双方在这一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拉锯战,激烈争夺每一个屯堡,军事要塞和城镇。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清太宗首次率大军征明,揭开了辽西拉锯战的序幕。

  太宗派遣征朝鲜的大军刚刚回到沈阳,他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屯田耕种。他马上意识到,这些位列辽西前锋的军事要地一旦修缮完整,会给他进军造成巨大的障碍。他不假思索就作出决断,命令他的兄弟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池完工之前,一举攻克。六日,他留下贝勒杜度、阿巴泰守沈阳,自率大军朝锦州进发。

  明朝在辽西设有一道坚固的防线:它以山海关为根本,在关外层层布防,其中以宁远、锦州为重点,而环绕锦州左右修复大凌河(辽宁锦县东)、小凌河(锦县东南)、右屯(锦县东)诸城,派遣军队把守。这些据点护卫锦州,它们又都是宁远的前卫,控扼辽沈通向山海关的大道。除了军事上严密布置,在经济上大兴屯田,以屯田养战,招徕四方流民,复兴商旅,以固长远。这道立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措置,是宁远巡抚袁崇焕独创部署的。他认为“恢复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明史》,卷259,“袁崇焕传”。依靠当地人民守卫自己的土地,依靠这里的肥沃土地来维持人民连军队在内的生计。军事上,防御为主,出战、进攻为其次。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阻挡后金的攻势,渐图恢复的有效措施。在袁崇焕之前,有熊廷弼、孙承宗这样一些优秀的军事统帅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防御指导思想。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时,其战略方针是:“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明史》,卷147,“熊廷弼传”。继熊廷弼之后,有个叫王在晋的,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山海关及关外的防务。他提出,明兵应退守山海关,重新筑城,来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这一错误方针被否决以后,大学士孙承宗接替了他的职务。此时,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任事。他坚决反对退守山海关筑城,首次倡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力主坚守宁远。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遣将分据锦州,松山(锦州南十八里)、杏山(松山南十八里)、右屯、及大小凌河、塔山诸城镇,一一修缮完毕。不久,孙承宗被罢免,代之以高第。这个人胆子很小,畏敌如虎。他一口咬定关外必不能守,下令关外将士全部撤到山海关。袁崇焕坚守宁远不撤,打了交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此城下,虽然给予后金兵以重大打击,但锦州及其周围据点均被破坏,不堪使用。努尔哈赤死后,他以和谈为掩护,积极修复关外诸城的防御体系,在离山海关四百里外的宁、锦一带构置防线,无论战,无论守,都足以使京师安宁,不受战争纷扰。为了贯彻这一作战方针,袁崇焕一则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一则又利用太宗第一次进兵朝鲜的机会,抓紧修复被废弃了的城防工事。果如袁崇焕所料,太宗一听说明兵筑城的消息,就急忙率大军赶来。

  从五月六日发兵,一路上连续行军,有时乘夜前进,于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距城一里安营。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后经成化、弘治增修,成为辽西和辽东之间一巨镇。在包围锦州的时候,太宗先令部队分成几路扫除其周围的大小凌河、右屯等城堡。这些外围地区的明兵数量很少,加之防御工事尚未修好,无坚可恃,所以一听说后金兵来了,闻风而逃。只有锦州城已修筑完工,城坚池深,驻有三万明兵,“平辽”总兵赵率教与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率军守城。他们慑于后金兵来势雄猛,先派二名将官缒城而下,到后金营谈判,借此延缓进攻,等待援兵。太宗也很想锦州不战而降,自然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给赵率教写了信,劝他们投降,或者以礼议和,他都接受。信带去后,没见答复,太宗下令攻城。兵分两路,各抬拽车梯攻具,用步兵骑兵更番进攻城的西面和北面两角。赵率教、左辅、朱梅等主要将领都登城指挥,炮火、箭矢、滚石交下如雨。后金兵冒死冲击,城西角一度眼看被攻破,赵率教急令三面守城兵来援,好不容易地打退了后金兵的猛烈攻击。这场战斗从早晨七八时开始(辰时),一直进行到晚上七八时(戌时),城墙下,到处堆积了后金兵的尸体。损失相当严重。入夜,太宗把军队后撤五里安营,又派人急返沈阳调取援兵。第二天,后金骑兵环城而行,却不敢过于靠近城垣。太宗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明兵放弃抵抗。他派遣使者三去三返,赵率教都不准进城,他站立城上,对城下的后金使者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太宗很生气,下令攻城,仍无任何进展,连攻十四天,还是没有攻下来《国榷》,卷88。。几次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也没有反应;诱使出城会战,明兵凭坚城据守不出。

  锦州久攻不下,太宗留下部分守兵继续围攻,自率大军转而攻宁远。名将袁崇焕坐镇于此,他已向朝廷请来各路援兵,出动水师在海上遥相控制,再派部将尤世录、祖大寿率精兵四千增援锦州,他们刚要出发,后金兵突然来到,就在城外二里安营,列枪炮,严阵以待。太宗率军来到阵前,看到明兵距城很近,难以用骑兵纵击。于是下令退军,过了山冈,再看明兵仍不离阵地。太宗打算发起攻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认为离城太近,不可攻。太宗怒冲冲地说:“当年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如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不能取胜,这还如何能张扬我国的威风?”《清太宗实录》,卷3,23页。说完,下令开战,并督阿济格率部分将领、侍卫、护军发起冲锋至城下。诸贝勒都感到惭愧,也来不及穿戴甲胄,随后疾驰而下。明兵呐喊迎战,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几员猛将同后金兵展开了大战。城上,袁崇焕指挥,放射大炮,后金兵一片片地倒下。明兵也死伤大半,满桂身中数箭。这一战役,延续到第二天,明兵发挥枪炮的威力,使后金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连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清太宗实录》,卷3,24页;《国榷》,卷88。。太宗只得放弃攻宁远,再回师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到了夜晚,举火呐喊,扰乱城里。六月四日,太宗驻营教场,亲自督战攻城,延至傍晚,死伤越来越多。又赶上暑天,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太宗决定班师。五日,六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好的城墙和工事全部毁掉,然后挥军引去。

  宁锦苦战,后金“士卒损伤甚多”《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太宗无功而还。明人称这次战役为“宁锦大捷”。这次明兵取得胜利,除了顽强的抵抗,主要还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明兵不利于野战,和擅长纵横驰突骑射的后金兵是无法较量的。只有高筑城墙,深挖城壕,坚守城池,用大炮轰击,以制敌取胜。此种作战,正好限制了后金兵发挥优势。后金兵没有大炮,多次诱使明兵出城决战又没有成功,致使后金兵无所施其技,坚城之下,太宗纵兵奔驰,两头碰壁,吃了大亏。看来,他在战前对明兵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忽视了明朝统治集团内存在一个抗战派,并在一定时期保有巨大力量。这该是他在宁锦战役失败的教训。

  二、巧设反间计

  军事斗争,基本的和主要的是以战场作为表演舞台。但是,对于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来说,斗争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厮杀,他还往往运用超出常人的智慧,通过政治的和其他的辅助手段,达到在战场上不易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俗话说的“斗智不斗勇”。古人称为“设间”即反间计便是其中之一。楚汉之争时,刘邦“设间”离间项羽与谋士范增的关系,是这类“设间”的一个著名事例。清太宗用反间计,将他的顽强对手袁崇焕置于死地,其手腕之高超,使刘邦也有点黯然失色。

  来自江南日暖的袁崇焕,在烽火连天的北国边疆,先后于宁远、锦州等地两次击败了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挽回了明在关外的危局。这些神话般的奇迹,使他在明与后金双方都成为瞩目的人物。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把他看作是顶梁柱,希望依靠他挽狂澜于既倒,后金则视他为劲敌,眼中钉,肉中刺。明熹宗时因大宦官魏忠贤,嫉功妒贤,袁崇焕一度受魏忠贤排挤,被迫解任乞休。崇祯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袁崇焕再次起用,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7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召见于平台。崇祯说:“女直(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崇焕答:“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崇祯高兴地说:“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惜封侯之赏,卿当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中间,崇祯退,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崇焕五年复辽的具体设想。崇焕很不以为然地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说:“皇上英明,怎么可以随意许下诺言?将来按期验效,怎么办?”崇焕顿时感到一时失言。过了一会儿,崇祯回来,崇焕赶紧奏道:“东事本不易解决。臣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相应,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都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崇祯用眼看了看两部尚书,王家祯、张维枢忙奏:“敢不承命!”崇焕又奏:“还要吏、兵两部都应臣手才行,所用与罢斥之人,都听臣便。”崇祯又看了看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马上表态:“敢不承命!”……崇祯对袁崇焕非常满意,凡有所请,都慨然应允。阁臣们一致请求撤回王之臣、满桂尚方剑,单赐崇焕,以事权专一,统筹全局。崇祯立即批准以上见《明史》,“袁崇焕传”;又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1。。崇祯刚即位,很想作为一番,因此特别器重袁崇焕,把关外的局势悉交由他掌握处理,给予他极高的礼遇,以示笼络。

  袁崇焕于宁远大捷后,几次派使者去沈阳谈判。正进行中,他被免职,此事便搁置起来。这次复镇蓟、辽,他深“知兵力不敌”,所谓“五年复辽”,不过是为安慰崇祯而许下的不能实现的诺言,“思以捭阖纵横之计”《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为此目的,他不顾廷臣和崇祯的反对,公开或秘密地同后金举行和谈。

  太宗出于麻痹明朝、暗中积蓄力量的战略目的,积极主张和谈。在和谈毫无成效的情况下,他又举行了军事进攻。宁锦战役失败后,太宗看到这条防线坚固,一时无法突破。他遇到的对手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既叹服,又顾忌莫深。在他身后还有毛文龙扼其背。第一次进兵朝鲜,他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然而毛文龙仍据守皮岛及辽东沿海各岛屿,驻军数万人,“牵制金、复、海、盖四卫,时时袭击建虏(后金),有所斩获。”《国榷》,卷90。毛文龙原是李成梁的部下,后投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任游击之职。后金攻占辽东,他逃到沿海岛屿,招收逃散的辽民数十万,选精壮为兵,骚扰后金,牵制它不得西进,为明朝建立了功劳,屡受封赏,授总兵,提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在皮岛设军镇,规制如内地。毛文龙所部散居各海岛,势力虽不算大,却如人身上的蚤虱,捕捉它无处下手,听任它吮咬皮肤则使人不得安宁《国榷》,卷90。。后金兵因不习海战,又缺乏船只,对他无可奈何。因此,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使太宗不敢大规模地进兵辽西。他决计除掉这两个人,否则,他的大事不可图。他利用袁崇焕急于求和的心理,假袁之手先除毛文龙。事情的经过是:“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太宗)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据毛文龙说,李永芳曾给他写信,劝他投降,他没干,将此事报告了朝廷。李永芳劝降无效,转而献计假手他人杀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此次袁崇焕一上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

  谈迁《国榷》,卷九十载:后金“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载:“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复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

  又据《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很清楚,毛文龙后来被杀,与太宗插手直接有关,也与明朝党争有关。毛文龙镇皮岛,深得魏忠贤扶持,文龙对他也极力奉承。故魏一倒台,文龙被视为其党羽。更主要的是,他久悬海外,“所上事多浮,索饷又过多”,他自报驻军二十万,每年饷银一百二十万,“朝议多疑而厌之”。崇祯即位后,“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饷道屡绝”,“时朝议忧皮岛毛文龙难驭”《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大学士钱龙锡主张除掉毛文龙。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应召赴京,钱龙锡到他的寓所商议定计诛文龙,袁崇焕表示:文龙“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1,7页。袁对毛早就动了杀机。他在巡抚任上,就与毛文龙不和。他这次上任后,继续与后金搞和谈,“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2,5页。袁崇焕曾给兵部尚书王洽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国榷》,卷90。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初,袁崇焕以犒赏吏卒的名义,来到双岛发饷。六日这天,阅兵较射,将毛文龙骗到山上,历数“十二斩”罪,命水营都司赵可怀执崇祯的尚方剑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2,5页。。将东江善后事处理完,袁崇焕自旅顺返回宁远,给朝廷上奏,报告斩毛文龙情形,并自劾,等候处分。崇祯一听到这个消息,“意殊骇”《明史》,卷259,“袁崇焕传”。,感到十分惊讶,但考虑到毛文龙既然死了,现正倚赖袁崇焕,非但没有责备,还持赞同态度,命他“安心任事”《明崇祯实录》,卷2,5页。这不过是表面安抚,而内心深处从此对袁产生了疑忌。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为清太宗消灭了一个劲敌,对明朝是一个损失。岛上失去主帅,人心立时涣散,不少将领如孔有德、尚可喜等和士兵逃归后金,有的投到山东登、莱去了。从此,坚持多年的一个抗金根据地便不复存在了。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极端错误的,“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国榷》,卷90。人们不能理解此举的意图。明末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国榷》,卷90。这是很中肯的。

  毛文龙被杀后,清太宗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将其除掉。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距毛文龙被杀后三个多月,太宗亲率十万大军绕道进关。由喀喇沁部台吉布尔葛都做向导,出沈阳,西北行,经都尔鼻(辽宁彰武),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至青城扎营。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不同意深入明境,认为“劳师袭远”,处境危险,要太宗班师。争论到半夜,还没有定下来。太宗很不高兴,对诸贝勒说:“我谋既隳,又何待为?”《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密谕之曰:‘我已定策……’”《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太宗说的“定策”,就是利用这一迂回进攻,除掉袁崇焕魏源:《圣武记》,卷1。。后来进兵北京,施反间计都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二十日,在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之后,大军于深夜开拔,二十四日达老河(即老哈河),太宗“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清太宗实录》,卷5,26页。,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明在宁、锦布防重兵,而山海关以西的城垣颓落,军武废弛,对后金兵毫无设防。所以太宗率大军一到,连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诸边城,合军围重镇遵化。山海关总兵、著名将领赵率教闻警,急驰入援,与阿济格对阵,被斩于马下,明兵大败。遵化城陷,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太宗留下参将英额尔岱、游击李恩忠、文馆范文程统八百兵守遵化,自率大军趋北京。京师得报,立即戒严。袁崇焕自宁远急驰山海关,调集所部扼守各处要地,率军进关应援。他昼夜兼程,于十一月九日抢先进驻蓟州,而太宗率大军迟至十二日才抵此城。太宗对袁军如此神速不胜惊讶。但他早有成算,回避交锋,趁袁军不注意,迅速离蓟城西进。袁崇焕侦知后金兵西去,急率军尾后追赶。后金兵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诸城。太宗于十五日驻营通州,袁军已抵河西务(今香河南、运河西岸)。距通州城不到半日程。袁崇焕打算直接进京师。他还在蓟州时,朝廷已听到说他导金兵入内地的流言,就下令袁不得过蓟州一步。他却不明白这里边的真意。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寻机进兵,易攻则战,如敌人防守严密,则乘隙进攻,这是万全之策《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袁崇焕不听。在这里,袁崇焕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该让后金兵毫无阻挡地直入北京。如果他调集大量兵力在通州与北京间,筑一道防线,至少可延缓后金兵进军的时间。但他从蓟州尾随其后,到通州不与敌战,眼看着让后金兵直趋京师,以至惊扰都人,怨言四起,使太宗得以乘机设反间计,招致杀身之祸。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抵左安门,后金兵前哨也抵城下,引起舆论大哗,都说“崇焕召(招)敌”,崇祯不能不有所动心《国榷》,卷90。。二十日,后金兵蜂拥而至,在德胜门外,太宗亲自指挥,与明援兵展开了激战,互有杀伤。袁崇焕与其部将祖大寿等屯兵广渠门,后金兵来攻,袁军力战,后金兵稍却。二十二日,后金兵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到京后,崇祯几次召见他,赏赐甚厚。他再三要求允许他的部队进城休息,崇祯就是不同意,相反,满桂的兵却获准进城。可以看出,崇祯对他起了疑心。袁崇焕无法,只好驻营城外,陈兵城东南隅。太宗令部队列阵,接近明兵结营,他亲自察看一番,回营部署密计。后金兵抵京时,俘获明朝二名太监,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达海等监守。太宗授意高、鲍两人按计行事。他俩夜里回营,坐近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说:“今天撤兵是汗的大计。刚才看见汗单独一人,面向敌营,营中走出两人来见汗,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走,大意是,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以马上成功。”有个姓杨的太监假装入睡,把高、鲍两人的耳语全都记在心里。二十九日,高、鲍故意放跑杨太监,他以重大军情进见崇祯,向他报告袁崇焕通敌的绝密情报。崇祯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清太宗实录》,卷5,43~44页。。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质问袁杀毛文龙及进京逗留不战两事。本来,崇祯此人疑心大,对袁擅杀大将毛文龙早就深怀疑忌,现在,他把杀毛文龙与通敌联系起来,再加上袁崇焕一向力主和议,就断定他纵敌进京,迫朝廷订城下之盟,于是便问成了叛国的大罪。袁崇焕一时无法分辩,崇祯立即命锦衣卫将袁逮捕,投入监狱《国榷》,卷90。。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高捷等人乘机谋兴大狱,交章上疏,必欲将袁崇焕处死。官民百姓都误认为他通敌,没有一个人替他说情的。至次年八月,崇祯将袁崇焕判处最残酷的磔刑,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死得极惨。据说处刑后,许多人都争食其肉,以泄心中之愤。袁死后,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袁崇焕被捕后,部将祖大寿惊惧异常,率军东走山海关。袁军听说主帅被拿问,立时走散了一万五千余人。崇祯急令满桂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军。满桂是蒙古人,十分骁勇敢战。他率步骑五千,于十七日大战永定门外,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战死于阵中,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明史》,卷271,“满桂传”。。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城。太宗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昭梿:《啸亭杂录》,卷1。十二月末,太宗留下一封致崇祯的请和的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都随太宗返回沈阳。

  清太宗率军进围北京,是后金兵进关的第一次大演习。它不仅使这支铁骑得到长途行军作战的训练,而且也获得了与明朝主力会战的经验,因而增强了夺取全中国的雄心。太宗利用这次进兵,巧妙地施展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死他最嫉恨的袁崇焕,为后金铲除了一个劲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人们一直认定袁崇焕资敌通敌,死有余辜。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崇焕冤死才得以昭雪。太宗设间杀袁崇焕,再联系到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这一套纵横捭阖可称为“连环计”,适足以显出太宗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事和政治本领。

  三、大凌河围城战

  清太宗率大军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重新组织力量,只用十几天工夫,就收复了后金兵占领的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拔除插在京师脊背上的四颗钉子。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以后,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的防务。辽东巡抚丘禾嘉提出应修复广宁、义州、右屯。孙承宗认为,广宁离海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上运输很难。义州地方偏居一隅,离广宁远,一定得先占有右屯,聚兵积粟,才能渐渐逼广宁。但右屯城已被摧毁,修筑后才能守。筑此城,敌兵一定会来攻,所以又必须恢复大、小凌河两城,以接连松山、杏山、锦州等城《明史》,卷261,“丘禾嘉传”。。经崇祯批准,决定先把大凌河城修复起来。该城全称叫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位于锦州东三十多里,属锦州守备管辖,建于宣德年间,周长三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李辅:《全辽志》,卷1。。在明清战争中,它是锦州的前哨阵地,几经战争破坏。这次经孙承宗提议,决定再次修复。这年七月,总兵祖大寿、何可刚及十余员副将率兵正式动工重建。

  丢失永平四城的阿敏率败军刚回到沈阳,太宗就得知明兵在大凌河筑城的消息。他毫不迟疑地昼夜催调各军包括蒙古兵,由他率领前往攻城,不给明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据他所知,明朝“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攻下此城,也便消灭了明朝的有生力量。他说,如果“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满文老档》,太宗天聪39,525页。七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沈阳西行,第二天,渡过辽河,召集众将领,宣布军纪:凡俘虏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裸取其衣服,当加意抚恤。他嘱咐诸将:为将帅之道,在于申明法令,抚驭得宜,就会使人人奋进,争立功业。

  八月一日,大军驻旧辽阳河,蒙古各部落率兵来会,举行酒宴,为他们远道而来洗尘慰劳。在这里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兵二万,经由义州,屯驻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太宗率领经由白土场,趋广宁大道,约定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城。

  大凌河城从七月中旬左右动工修复,到这时才只有半个多月。辽东巡抚丘禾嘉自作主张,同时修复右屯城,分散了人力和物力,结果大凌河城雉堞仅修完了一半,就仓促闭门拒战。城中原有官兵一万六千零二人,后派出买战马及守宁远的共二千二百人,实际人数是一万三千八百零二人,夫役商贾约一万多人,全城共计三万余人《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六日夜,后金兵两路汇合后,开始围城。太宗总结以往的教训,认识到,至少在目前,攻坚不是后金的长处,这次改为围而不攻,迫使城内粮尽援绝而投降。他指示作战方略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兵力部署如下:

  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围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围北面之东侧;阿巴泰居后策应。

  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塞勒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围南面之西,济尔哈朗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内格围南面之东侧。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围东面之北侧,多铎在后策应;镇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围东面之东侧,多尔衮居后策应。

  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围西之北侧,代善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围正南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围西面立南侧,岳托居后策应。

  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城四周布署主攻与策应,实际上等于安置两重兵力,而蒙古兵为机动,居间进围。这次用兵与往次不同,不仅战术有了变化,而且还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大炮,这就大大提高了后金兵的战斗力,初步改变了过去挨轰挨打的局面。从这年开始,后金已经能独立制造大炮,还有从明兵手中夺取来的,投降带过来的,大炮的数量也不算少了。为此,太宗在各旗成立一个炮兵营,各配备红衣炮和大将军炮计四十门。这次围大凌河城,太宗首次携带大炮,命令额驸佟养性率领汉兵,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兵。

  以上各旗绕城及侧重西面防明锦州援兵,共托营盘四十五座,周围绵延五十里,他们各在自己防区环城挖掘大小四道壕堑:一道深宽各丈许,一道环前道壕再挖一条宽五尺、深七尺五寸的壕,铺上秫秸,覆盖上土。据此壕五丈远的地方筑墙,高丈余,墙上加垛口,远看如一道城墙。各旗还在自己营地周围挖掘一道拦马小壕,深宽各五尺《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又《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太宗发布命令:各旗将士严守阵地,不许放一人出城。他自己则整天高坐城南山冈,时刻注视城内动静。

  这一套严密的围困工事,称得上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表明太宗此次用兵志在必胜的决心。连明人也惊叹不已:“逆奴围凌,连控四壕,湾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此围“封豕长蛇,其毒螫乃至于此。”《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困守在城里的明将祖大寿等起初还不时地出动数十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或企图出城收割庄稼,或为骚扰,或作试探性的突围,都被后金兵给打了回去。有一次,太宗用计,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援兵,引诱他们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果然率兵出城,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祖大寿吃了多次亏,从九月下旬以后,再也不敢出战,总是城门紧闭。祖大寿惟一的希望是,朝廷能派大军来解救他们。的确,朝廷也作了颇大的努力。八月十六日,太宗围城才十天,松山城出动明兵两千前来支援。二十六日,辽东巡抚丘禾嘉与总兵吴襄、宋伟合兵六千赴援,与清兵大战长山(大凌河城东南)、小凌河间,被逐回锦州。九月十六日,太宗率军出击锦州,断绝对大凌河城的增援。至中途,他令众军暂停前进,带二百名亲兵到前边侦察。他沿着山脚,悄悄前行,等行至小凌河岸,突然与刚出城的锦州六千明兵遭遇。太宗刚穿戴铠甲,率二百名亲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明兵阵营大乱,纷纷掉头逃窜。太宗分军五队,直追到锦州城下。吴襄、宋伟出战不胜,退回城里《明史》,卷261,“丘禾嘉传”;《东华录》,天聪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朝廷终于派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率战将百余员,马步兵四万余来解大凌河之围。过了小凌河,东进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援兵不得进。二十七日黎明,明兵拔营,向大凌河城推进,在离城十五里的长山与后金兵接战。太宗亲率两翼骑兵直冲敌营,飞矢如雨;佟养性指挥汉兵发射大炮、火箭,明兵也以枪炮还击,霎时间,枪炮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声震天地。明兵挡不住飞驰而至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吴襄营先乱,溃不成军。接着其他营也乱了套,纷纷溃逃。太宗预先在其归路埋伏精锐,凡逃经此路的明兵悉被歼灭。此役,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三十三员将官被活捉,副将张吉甫、王之敬等死于交战,吴襄、宋伟等一小批将领侥幸逃掉。这次战役后,明朝再也没派援兵来《东华录》,天聪五年九月。。

  援兵已绝,祖大寿和他的守城将士又面临着粮尽的严重危险。围困已两个月,城里储备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兵士宰杀战马充饥,马无草料,大批倒毙。老百姓更惨,他们很早就断了粮,成百上千的人都饿死了,勉强活着的人抢食死者身上的肉,用人骨当柴烧,所谓“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有个叫张翼辅的,从城里逃出,诉说城里的惨状:粮食已经吃光了,先杀工役而食,现在又杀兵丁食之,军粮已尽,惟有大官还剩米一二升而已《满洲秘档》,“大凌河杀人而食”。

  在严密封锁中,太宗不断发动“政治”攻势。围城一开始,他就写信给祖大寿,劝他投降。其时,祖大寿在辽东有一个很大的封建家族,人口众多,家业豪富,权势显赫,毫无降意。太宗责令阵获的明将二十余人给他写信劝降,他本人还写了三封,一起送到城里,但祖大寿仍不投降,对来使说:“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他之所以不降,就是担心后金随意杀人,顾虑身家性命,表示不相信太宗的话。太宗马上写信解释,说从前杀辽东人实有其事,我甚为痛悔,现在再也不妄杀一人,一律加以收养。二贝勒阿敏在永平屠戮汉官民,是他个人犯的罪行,已将其幽禁惩处。我愿与你及诸将军共事,故以肝膈之言,屡次相告。拖到十月中旬,“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才定下了投降的决心。二十五日,祖大寿派他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一见面,济尔哈朗、岳托都起立,扶住祖可法,不让他下拜,说:“我们前此对垒是仇敌,现在已讲和,都是兄弟,何必拜?”以满族较高的抱见礼相待。他们问祖可法:“你们死守空城是何意?”祖答:“因为你们屠杀降民,所以迟疑。”岳托说:“杀辽东民是太祖时的事,我们也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是二贝勒阿敏干的,已受到处分。这些事与今汗毫无关系。”《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经过信使往来谈判,解去了祖氏父子和诸将的疑虑,有关投降事都已谈妥,只有副将何可纲反对投降。二十八日,祖大寿命逮捕,让两名士兵把他架出城外,当着后金诸将的面斩首,何可纲脸色不变,不说一句话,含笑而死《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然后,祖大寿派四员副将、二员游击到后金营,代表他和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名将官与太宗及诸贝勒举行盟誓。当晚,祖大寿亲自到太宗御营见面。太宗特别高兴,派诸贝勒出迎一里,他则出幄外迎接,不让祖大寿跪见,而以抱见礼优待,还让他先入幄,他不敢,谦让后,太宗和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里边已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太宗亲自捧金卮酌酒给祖大寿,把他穿用的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雕鞍、白马等一大堆珍贵物品赏给了祖大寿。他感激不尽,以妻子尚在锦州,请求允许他回去设计智取锦州。太宗当即同意。十一月一日晚,祖大寿带二十六人,渡小凌河,徒步去锦州,大凌河城方面故意炮声不绝,作交战及追赶的声势。守锦州的丘禾嘉与宋襄、中官李明臣、高起潜闻炮声,发兵支援,半路上正与祖大寿相遇。他假称突围逃还,丘禾嘉信以为真。但他一去不复返,其子侄都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十年后,锦州战役时他才真投降。

  祖大寿走后,后金兵开进大凌河城。原先全城兵民共三万多人,此时止存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只剩下三十二匹。三日,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大凌河城归顺将官,宴后,令他们较射。

  九日,太宗下令班师,他的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凯旋沈阳。撤军前,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只剩下城基,变成一片废墟。大军连续撤了三天,到十三日才撤完《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这次围困达三月余,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此役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使其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时,太宗耐心地招降了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他为得到一批人才而感到心满意足。这在他看来,是比得到一座城池重为重要的收获!

  四、入口之战

  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太宗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察哈尔,率军亲征,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1634年),太宗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的,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太宗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回答说:应从山海关入。太宗听了他们的回答,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东华录》,天聪八年五月。太宗不走山海关,除了要在中途收拢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形之下,宣、大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宣府本是秦汉时上谷郡。明初,在此设开平卫,与辽左互为唇齿。该地形势险要,“紫荆(即紫荆关,在河北满城北)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关)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西北一重镇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大同是秦汉时云中郡,明初设大同府,太祖封其一子为代王居此。自古这里是“用武之地”,“华夷互争疆场所必守者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止“北虏”(即蒙古)南下,筑城堡,派重兵,宣府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大同“亦称金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同上文。。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边备大坏。一方面,蒙古的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塞垣空虚,岌岌可危。太宗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大同离京师稍远,宣府与京师仅距三百余里。太宗突袭这两个重镇,不仅给京师造成直接军事威胁,而且足以产生动摇明朝统治的政治影响。诸贝勒大臣囿于陈规习见,考虑问题远不及此。他们当然都很赞成太宗深谋远虑的计划。于是,太宗第二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展开对明朝的新的打击。

  五月二十二日,清太宗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古。果如太宗所料,察哈尔余部纷纷遇于途,络绎不绝归向后金。

  在行军途中,太宗把他的部队陆续分成四路前进:

  六月二十日,命德格类率军一支进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山西朔县)。

  六月三十日,遣代善和他的儿子萨哈廉、硕托入得胜堡。

  七月五日,令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入龙门口。太宗自率一军从尚方堡(或作上方堡、膳房堡)入口,经宣府趋应州(山西应县)至大同。

  按太宗计划,四路军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他这次用兵,不在于得城池、土地,主要目的,是掠取明朝财富,消耗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一个被明兵俘获的后金侦探供认;后金“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对于城镇能攻取即攻取之,一时攻不下即放弃,转而去别处。太宗入口后,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从龙门口一入边,就攻龙门,没攻下,转攻保安州(河北涿鹿)。西路代善父子入边后,攻怀仁县没攻下,再攻井坪(山西平鲁)也没攻下。太宗指示他们攻朔州附近的马邑。东路德格类入边,陷长安岭堡,攻赤城不下,奔保安州,赴应州见太宗。出征前,太宗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他命每牛录出铁匠一名,携带钅矍五个、镩子五个、锹五把、斧头五把、锛子二个、凿子二个;每甲喇还备云梯二架,等等。这些器具除了用于修理武器,也用于攻城。在火器大量而广泛地应用于战场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后金兵一看到城坚炮利,就远远走开,躲到大炮的射程之外。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鉴于以往的教训,明朝有关“申严边备之旨,盖无日不下,亦无地不周。至宣、大单虚,尤为圣明所注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当六月上旬,太宗行经内蒙古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先后连连发下十余次旨意,其中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旨意: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旨意严厉,地方守官只当成耳旁风。“乃今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兵部尚书张凤翼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发出一连串的责问:敌人至边墙才发觉,那么侦探者干什么去了?“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祗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虽然痛心疾首,朝廷大计却一样也得不到落实。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他们不敢出战,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发射大炮而已。有个南山参将叫毛镔,他奉命带部分兵士去永宁开会,但“四门紧闭不开”,他在城外与城上的张将官“接谈许久,并不开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惧怕后金兵到如此地步,岂不叫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向朝廷发出呼吁,请求援兵,声称:“职等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延庆(河北延庆)、保安“二州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二州陷落,保安州知州阎生斗被杀。兵力不足,这也是实情,他们则以此掩饰自己无能怯战。崇祯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提供了真实情况。阁臣王应熊说:八月初,后金二十来个骑兵在山西崞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听到这里,气得直顿脚。王应熊接着又说:崞县陷落后,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过了几天,地方官却向朝廷报告说,已收复此城。崇祯当即指令: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一律治罪,由兵部核实上奏《国榷》,卷93。。

  明朝内部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崇祯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显见太宗的这次入塞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使它惶惶不安。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山西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八月十三日,太宗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吴襄兵败,尤世威兵大战北门,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其他诸军先后攻克灵丘(山西灵丘)、崞县(山西崞阳县),攻忻州(山西忻县),明兵力守不下,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修兵败身死。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太宗到大同时,曾向明朝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此事刚开始,他们就变了卦,还写了公开信挂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造反”。太宗到了阳和,针对他们的欺骗,给张宗衡写信,指斥明将虚诳无能,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东华录》,天聪八年八月。太宗约他们出城会战以决胜负,明将不置一词作答。八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阳和,闰八月四日,攻下万全左卫(宣化西),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七日,太宗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经是初冬的时候,才回到沈阳。

  清太宗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大五旬(一旬为十天),杀掠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其活动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当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在饱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尽管太宗宣布行军纪律,约束兵士,但它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取明朝财物,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明朝的军队纪律很坏,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灾难。王应熊指出:“彼(指后金兵)利子女玉帛耳,田禾未损。援兵屯城西,刈禾牧马,民甚苦之。”《国榷》,卷93。太宗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他的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其北部再也没有一条可设防的巩固防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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