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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风的新趋势,集中到博学派。他们注意在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却疏忽了在当前现实社会中培植活人。满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而反政府的潜流,则仍隐藏在博学派之内心。晚明遗老都尚注意政治社会一切问题,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而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澹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但汉儒所重在通经达用,神化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地位。清儒则无此兴会。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

  以前东汉太学生,以清议来反对当时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学。现在清儒,则转用汉博士章句之学,来反对朝廷科举功令。他们的治学精神,其实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学方法,认为接近西方科学精神,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看轻了政治、社会、历史、宗教等实际人生,而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作相与作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诂,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汉儒把圣人神化,清儒则把圣人书本化。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濡。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博闻考证之学一员押阵的大将。他晚年提出《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二书,称之为二通。他说:读书不读此两部,即不得为通儒。学问不学此两种,即不得为通学。他的眼光从经典转移到历史,这便转向政治性社会性之现实人群上来了。但大体上,他们依然在反宋,因此不能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关切大群共体之一番宗教精神。从阮元再转出龚自珍,依次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要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此一转才像真接近西汉。但西汉学者来自农村,过的是农村淳朴生活,又多从下层政治实际事务中磨练。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而神化孔子为宗师,于是在学术界形成一新风气,非怪诞,即狂放。龚自珍成为道咸以下知识分子一惊动慕效的对象,康有为则直率以圣人自居,怪诞狂放,相习成风。只有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在清代汉学空气比较不浓厚的湖南出现,他们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江、胡、罗诸人都早死,只留曾国藩,亦老于军旅,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实在未能迎接着后来的新时代,而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换言之,此下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因此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之命。而此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权,却也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辛亥以后,一时风气,人人提倡新学,又人人自期为新人。旧的接不上气,譬如一老树,把来腰斩了,生机不续。若要接枝,也须接在老根上。现在是狠心在做掘根工作。政治革命之后,高喊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不足,再接着高喊社会革命,他们想,必要把旧的连根挖尽,才好另栽新的。这是辛亥以来四十年中国知识界之大蕲向。不幸四十年来的努力,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这一蕲向,只如披上一件新的外衣,却没有换掉那个旧的躯壳。

  让我举出一个最显著的例,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如王国维,如欧阳竟无,那仍是乾嘉传统,都不是站在人群社会中心,当路而立的,对社会依然说不上有大影响。其他人人慕想西化,却又很少真实西化的学者。他们先不肯死心塌地做翻译工作。惟一例外是严复,毕生尽瘁译事,不轻自著作。但到后,还不免被卷入政治漩涡。其次是不肯专就西方学术中一家一派笃信好学,谨守绳尺,不逾规矩。当知创造难,学习亦不易。学习一家一派已难,若要上自希腊,下至近代,综括西欧,古今各国,撷其菁英,揽其会通,那就更不容易了。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始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以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二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处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早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如是则一切一切,全成了高谈狂论。若不说是高谈狂论,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之表现。但此一种伟大精神,至少必须含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即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而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幸所最缺乏者正在此。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

  近代中国人之崇慕西化,而最后则终止于马、恩、列、斯之共产主义,统一全中国,迄今已达于三十年一世之上,此亦有其理由,可资阐说者。

  西方政教分,先自希腊罗马,下迄近代,凡属政治方面,全在分裂争夺之状态中,无以自逃。其统一趋势,则只有宗教方面。但耶稣乃犹太人,西欧诸民族之能分不能合,亦由此可见。马克思亦犹太人,虽主张唯物,不信耶教,但其共产主义,实亦超乎国界,盈天下人类而归之一途,不啻一变相之宗教。此惟犹太人有之,而为西欧人所不能有。列宁用之作革命之号召,但迄今苏维埃仍不能脱其欧洲人帝国主义之传统。惟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其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则实远超于欧洲人近代商业资本性之上,而更见其有广大共通之一面。此则显然无足疑者。

  近代中国虽竞慕西化,有"赛先生""德先生"之号召,但其风只在北平,而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即有《学衡杂志》起而反对,乃颇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尊自守。此亦断然不可否认一现象。共产党又迎合社会多数,遂易一时成功。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终亦以中国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国人即为其最显著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乃及朝鲜半岛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国人主张。当时美国人虽与中华民国同抗日本,但一则中国兵力弱,不如苏俄之可恃。再则中国究是东方黄种人,与苏俄之同为西方白种人者究有别。美国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鲜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统之更大分别言,实为一小分别。而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相异,则为一大分别。此以近代美国人心理言,已有显证。

  我们再把最善意的看法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说他们已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由此得到隐藏在其内心深微处一种宗教要求之变相满足。但中国果能继续此一趋向,则中国自将完全走上苏维埃化,而非完全西方化。苏维埃实是近代西方文化一大反动。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尽力提倡西化,而结果却走上了对西化之激剧反动。此一转变,只可说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在要求在背后作梗。我们必先认识此一意义,乃可再进一步来推论中国之是否果能化成苏维埃。

  余尝谓西方人没有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即人类相处之道义观与伦理观。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故中国而共产化,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由唯心转而为唯物,较新文化运动之排斥西方耶教,为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中国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在由个性人格中反映出普遍人格,此即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之传统信仰。此一信仰建基于儒家之性善论。道家虽不明白提倡性善论,但其内在倾向依然主张人性善,故以归真反朴回向自然为理想。从竺道生到慧能的佛学,主张人人皆具佛性,仍是中国传统变相的性善论。耶稣教在中国不能像佛教般广深传布,其惟一症结,即在性善性恶两观念之极端冲突下受阻碍。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则仍由西方传统性恶观点下演出。否则一切人生,决不致专为物质生活所操纵。一切意识,决不致专为阶级立场所决定。一切历史进步,决不致专由阶级斗争而完成。

  耶教的性恶观念尚有上帝作调剂,马克思唯物史观乃始为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正因其不能接受耶稣,而可断其更不能接受马克思。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此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正在此一目标下努力,早已为共产主义披荆斩棘,导其先路。所不幸者,则如上文所分析,中国近代之不能彻底西化而转向苏联,其背后仍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潜势力在暗地操纵。

  这里再该提起耶稣教在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之地位与功用。西方文化体系,若专就外形看,显属一种多角性的尖锐放射。而每一角度之放射指向,都见其世俗欲极强烈,权力追求之意志极执着,个性上之自我肯定极坚决。只有耶稣教教人超越现世,转向上帝,再回头来把博爱牺牲精神冲淡实际人生中种种冲突,而作成了那一个多角形的文化体系中之相互融和,与最高调协之核心。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稣教,则必然会全体变形,成为矛戟森然,到处只是唯物与斗争之一个人类修罗场。中国人在其自己文化之潜意识下,用另一眼光来看耶稣教,既已把它拒绝,而在其自己传统文化中本所蕴藏的一种人文中心的宗教热忱,即对于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却又经此三百年来之学术转向而迹近于遗忘。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其对西方文化,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

  若西方之宗教信仰,乃始涉及人生之内心深处。中国人所谓仁、义、礼、智、信,礼与信皆指内心言。西方宗教亦可谓别有其一番礼与信。至于科学与民主,则无内心可言。近人如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法治重外在刑法,其主要在多数意向。而多数人则多重外物,不知重内心。然而人生所遇外物则多变,惟心性乃属天生,乃有常可循。中国文化之相传五千年以达今日者,主要乃在此。

  五四运动时所对西方文化之认识,亦只提出民主政治与科学两项,并又鲜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帜。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利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则自然会走向马克思。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四十年的传袭,中国传统精神,早已纸片化了。而就其所处身的社会立场言,则又单薄得可怜。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考试,传统政治下有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他们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一批批的青年,在本国并未受有相当基础的教育,即便送往国外。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得中国?又是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他们走进每一个国家,选定每一门课程,互不相关地在仓促的三四年五六年间浅尝速化,四面八方,学成归来。了解不同,想像不同,传统不同,现状不同,拼凑安排,如何是好?各国间的政俗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所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切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洋翰林,洋八股,虽谑而允,受之不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唐以下,虽都参加科举,却并不从科举中养出,现在则完全托由在外国代办新科举的制度下,来希冀新中国的理想新人才。

  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这须待自己手里针线来缝绽。哪一条针线不在手,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一九五一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十一、二十二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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