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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开始,门第已不存在,和尚寺也衰落了,搜罗不到人才。禅宗的新宗教,不啻叫人回头,由真返俗。而进士轻薄,终于担当不了天下大事。在这情形下,须待北宋知识分子再来打开新风气,寻觅新生命。书院讲学,由此酝酿。他们要把和尚寺里的宗教精神,正式转移到现实社会。要把清净寂灭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观念,正式转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文中心的旧理想。唐代禅宗诸祖师,只在佛教教理方面翻一身,先为宋人开路。至于正式离开和尚寺,回头再走进政治社会现实人生的圈子,而仍须不放弃那一段对大群关切的宗教热忱,又须在理论上彻底破坏他们的,建立我们的,拔赵帜,立汉赤帜,那是宋儒当前第一工作。那是一番够艰巨,够深细的工作呀!

  其次,他们要把社会自由教育来代替南北朝、隋、唐的门第教育,一面又督促政府公家来兴办学校。一时各地书院学校风起云涌。但重要的不在经费之筹措,房舍之兴建,书籍之置备。而更要的是师资,须在人格上作榜样,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这样,则公立学校到底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社会上又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他们又要脱化宗教形式,不像寺庙僧侣,可以一呼而集,上得政府下获社会群众之合力撑持。他们着眼在文化上,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

  当时考试制度继续存在,而且在继续发展,一辈知识分子,还是一心一意学诗赋,博官禄。清高的鄙弃那些,则仍想走进和尚寺去寻求究竟人生。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但社会背景逼得他们有一些像东汉,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要把社会名教高驾在朝廷官爵之上。又使他们有一些像魏、晋以下的和尚们,皇帝也该学道修德,因此皇帝也该做我们的学生。臣对君有敬礼,学生对先生亦有敬礼。王荆公、程伊川做经筵讲官,都曾为此力争,要皇帝正式低头来尊师重道。他们推敬西汉的淳朴,却看不起西汉人的自卑态度。他们也不肯像西汉般把孔子来神化。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政治权位之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借,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其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像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

  中国列朝尚士之风,最著者,前有东汉,继为北宋。光武帝以太学生复兴汉业,一时同学多相从开国。北宋则承五代后,君臣跋扈,宋太祖亦以一军人黄袍加身。及登天子位,即罢免军权,而竭意提倡尊士之风。但东汉与北宋之士风,均不看重尊王大义。东汉则有党锢之狱,而北宋则庆历熙宁两度新政,皆遭群士反对,造成混乱局面,以至亡国。周濂溪乃参酌佛教提倡新儒学,以寻孔颜乐处,教导二程兄弟。孔子告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而濂溪所谓之孔颜乐处,则惟在其舍之则藏一面。及后二程乃以书院讲学不务仕进。即张横渠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此作号召。然其所谓往圣之绝学,亦主退隐在野,不主贵达在朝。南宋朱子继之,亦以一延平县丞退隐求寺禄以在野进修为重,年老始出仕,终亦与伊川同以伪学受朝廷之禁锢。但其学风乃得大用于元代。明兴,废宰相,方孝孺受十族之诛,一时士风亦群趋在野,志不在朝。阳明以犯法朝廷远贬龙场驿,得悟传道。其弟子王龙溪、王心斋,二王之学,不考试,不进仕,在野讲学,可为其代表。顾、高东林讲学,以士人不应置身政事外,力斥其弊。然明代亦以东林之党祸而亡。明遗民在清初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之徒,可谓维系吾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其功至今而不绝。亦可谓吾中华民族之命脉,孔子振之于其前,濂溪承之于其后。孔子主进退用藏,执两用中。而濂溪则退藏乃其常,进用转为其变。此则中国两千五百年以来,士风一趋势之大体可指者。

  蒙古的狂风暴雨卷进中国,书生的道理和他们讲不通,对付文化浅演民族,还得靠宗教。佛教复兴之外,在北方又新兴一种新道教即全真教。由于邱长春们七真人的掩护,救了北方中国的万千生命,亦绵延了传统文化之一脉生机。当时儒生被看成与丐为伍,最宽大是把他们当和尚道士看待,躲在社会一角落,预闻不到政治,占不到社会中心领导的地位。那时的知识分子,在此形势下,却获得意外发展。诗文、戏曲、小说、艺术、字画、园林堆造、医药、算数、历法、工程、水利、机械制造,多方面地分途迈进。有些走进衙门做书记文案,有些从事田亩商贩,改营生产。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了一变型。若蒙古政权能维持较久,中国或许也像西方般,能演成多角形的尖锐放射,或许能把宗教、文艺、政治、经济,各作割裂分歧地进趋。幸而是,不到百年,蒙古政权崩溃,民族革命之洪涛,叫中国人重来恢复汉、唐衣冠。于是明代的书生,又回到唐、宋旧轨。

  明代理学家,还是宋人格调,但明代毕竟和宋代不同。第一是社会物力厚,第二是沿接元代以来社会的贫富不均,虽不能像南北朝、隋、唐的门第,然明代书生家庭较宋代豪富得多。尤其是江南,家中奴仆成群,一百两百不足奇。科举制度又变了,一成进士,(此非唐宋之进士,唐宋进士,只如明代之举人。)例不为小官,飞黄腾达,成为政治上的骄子。因此明代知识分子也多带豪杰气,与其说像宋代,宁说是更像唐代。影响到当时的学术空气。若把朱晦庵比释氏中之慧远、竺道生,则王阳明是宗门祖师慧能与马祖。阳明门下龙溪、泰州,更豪放。大江南北,遍立讲台,男女老幼,樵子陶匠,贩夫走卒,不识字人,按期集会,一样听讲。一席话可以点铁成金,人人是圣人。他们不向上倾,走政治路线,讲治国平天下。却向下倾,走社会路线,专讲正心与诚意。良知之学,本是一套大众哲学、平民哲学。泰州、龙溪更进一步,一意致力社会活动,那是大可注意事。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又一新形态。

  或许战国墨家一派曾有此姿态。儒家正式走这条路,不得不说到明代的王学良知派开始。向上远溯,则南宋陆象山已见此端倪。这一风格,不从儒家来,实从释氏来。冲淡了儒家传统之政治性,渗进了佛教传统之社会性。此一转向,值得特别提出。但这一风格,由慧能、马祖在禅寺讲堂上来完成宗教革命,那是一篇反面文章,容易做得出色。现在要从事社会教育,转成正面文章,而仍用禅宗旧格套,便难免有流弊。流弊所锺,最先仍在知识分子之自身。于是李卓吾之类,流入狂怪,遭受诟厉,在当时确实不免有许多坏影响。但这一条路,总不失为是一条新路。自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早和战国不同,下倾的影响,早比上倾更重要。泰州、龙溪讲学纵多歧趋,若能照此精神继续向前,定可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惜乎明代此后没有人好好地承续走这条路。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因于良知狂禅学派之流弊,而激起东林讲学,因于八股文之流毒,而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博学鸿词一名,乃清政府所倡立。但那些晚明遗老,纵使不受此徽号,他们却实在当之无愧。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意向,东林则承此统绪。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良知学派泰州、龙溪两支,则染此遗风。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从下层社会影响到政治,总不如从上层政治影响到社会,更易有效,至少是更应尽先着力。上层政治摇动,理想社会不易产生。东林虽在野讲学,但他们精神上,更接近战国以来传统的上倾型,不忘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像西汉,像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两汉的缺点,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骤遇到大一统政权之建立而相形见绌,不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那时的对抗形势,是皇室(包括外戚宦官)与知识分子之对抗。唐代之牛李党争,则是门第与科举进士之分朋角逐。两宋晚明已无门第,乃是书院讲学派与科举禄利之对抗。换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只唐代门第,其自身先已与社会下层有了一层隔膜,失败了则一无翻身。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再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韩侘胄、张居正、魏忠资,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但摧残知识分子的,还须凭借另一批知识分子。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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