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我曾两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重大的问题，不管多么艰辛，人们都必须认真思考。这样做是件好事，因为即使一个疑难问题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我们事后也会明白，我们曾有过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这有多么重要。我两次思考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这一问题都幸运地得到了意味深长的答案。它们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对无数的问题所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第一次，我没怎么考虑过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的问题，反倒很怀疑，儿童是否根本就必须上学。当时我10岁，是在秋天。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祖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打了败仗。日本曾和同盟国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向城巿扔了原子弹。
战争的失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人们一直教导我们的儿童，而且也教导成年人，说日本皇帝无比强大，日本天皇是一个"神"。但是，战后人们却宣布天皇并非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
当时我认为这些思想的转变是对的。我明白了，一种由所有的人共同用同样的权利建立起来的民主，比由一个"神"主宰的社会要好。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这一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不再被迫去当兵，去杀戮别国人民，并且不再充当炮灰。
战争结束一个月之后，我不愿意上学去，因为直至仲夏，教师们还一直断言，说天皇是一个"神"，让我们虔诚地向他的照片鞠躬，而且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魔鬼和妖怪。可是后来，他们却面不改色地对我们说着相反的话。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迄今的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完全是错误的，也不说他们是否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天皇是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一天，占领军乘坐吉普车开进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林中山村。同学们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挥动着他们自制的星条旗高喊"哈!"这时我却悄悄地溜进了树林。
我从小山丘顶上向山谷下面望去，看到了像小图片上的那辆吉普车沿着河边公路行驶，虽然我看不清同学们那一张张童真的小脸，我却听到了他们高喊："哈！"的声音，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虽然动身去学校，但是一到那里，我便径直地从后门出去，走进了树林。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晚上。我有一本大的植物图画册。我在图画册中寻找着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它的特性，并将它们一一牢记在心。由于我们家是从事森林管理工作的，所以我觉得熟记这些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对我今后的生活有用。树林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独有的特性，这令我激动不已。当初我在树林里记住的许多树木的拉丁文名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如果我独自在树林里，拿着我的植物图画册，好好地学习树木的名字和特性，那么等我长大了，我就能凭着这些本事养活我自己。此外我也知道，即使我去学校，在那里我找不到能让我如此着迷的树木，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对树木感兴趣、并能与我一起谈论树木的老师和同学。人们为什么非得去学校学习那些与成年人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日里的某一天，虽然下着大雨，我还是走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林中到处流淌着从前不曾有过的洪水，道路被泥浆淹没。天黑了，我无法趟过山谷的水流。我发着高烧，昏倒在一棵大玉兰树下。第三天早晨，我们村里的消防队员在那里找到了我，救了我一命。
我回到家里后，寒热仍然不退。我像在梦中听到从邻近城市赶来的医生说话：什么治疗方法、吃什么药都无济于事了。说罢，医生就走了。只有我的母亲怀着一线希望，精心地护理我。一天夜晚，我虽然还在发烧，身体十分虚弱，我却从似乎被笼罩在热风吹拂的梦幻般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发觉，我的头脑又清醒了。
我躺在日本人房屋里惯常有的那种"榻榻米"上，它直接展开在铺满稻草席子的地板上。我的母亲坐在我的床头，她巳经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了，她俯视着我。我试图讲话，缓缓地，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妈妈，我会死吗？"
"我不相信你会死。我会为你活着而祷告。"
"医生说了，这个孩子多半会死。他治不了我，我都听见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死的。"
我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把你生出来一回，你不要担心。"
"可是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么你再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就不是我了，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了。"
"不，是同一个孩子，"我母亲说，"如果我把你生出来，我就会把你现在所看见和听见的，把你所读过和做过的，统统讲给这个新生的'你'听。由于新生的'你'也讲你现在讲的语言，这两个孩子就是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地理解她的话。可是我安心地睡着了。从第二天起，我的身体渐渐地康复起来。到了冬天，我又自愿去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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