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知道，这些获取收入的可能性，对于某些人来说很管用，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根本不管用。即使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也总是有相当贫穷的人。其原因有时是因为疾病，有时也因为人缺乏意志力，或者没有自我约束力。有些人吸食毒品，从而使自己失去了过正常生活和获得好收入的可能性。但是也有一大批失业的人，他们学会了一种职业技能并愿意工作——可是还是找不到工作。问问你们的父母，他们是不是认识某个失业的人。已经有比你们想像中的更多的人，不得不经历这种艰难困苦。
也许你们以为，这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我只能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可惜这种状况几乎无法改变——我们的世界就是不公正的，就是这么回事。我知道，这个事实难以让人接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好几千年里，人类一直没有发明可以平均分配财富、不让产生穷人的经济制度。人们称德国、美国，以及在许多别的国家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各公司能够制造它们想制造的产品，人们可以自由购买他们想购买的商品。经济不受政府，而是受市场自己调节。这个制度运转良好，因为人们力求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传说某种产品有用，那么某个人很可能也就会去制造这种产品。一个例子：如果突然大家都想买足球，商店里的足球脱销了，很可能有些人就会很快地生产出新的足球，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生产足球能够赚大钱。
市场经济有许多优点。大部分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中。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一种产品，他就可以不买它。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市场经济不保护人免受命运的打击。某些工人受雇于某一个工业部门，他们很有事业心，很勤奋。然而，如果这个工业部门，由于整个制度中的某个原因而破产了，他们便失去其工作岗位。这是不公正的，可是这样的事一再发生。这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现在也许你们在想：所有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不能坐在一起，发明一个真正公正的制度？一个没有穷人的制度？唔，计划经济的制度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词儿也许你们已经听说过。在其后面的想法是：大家共同决定财富如何分配，每一个人都是为公众谋利益的。这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在俄罗斯，人们已经实践了7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制度，然而在1990年，前苏联的经济崩溃了。这个计划经济的制度干脆就不灵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崩溃证明了它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在计划经济制度中的个人不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有一种直接的和强有力的工作动力。即使这个制度也强调关心别人，但是，如果这些工作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利益的话，也难以让人们早晨一起来就埋头苦干。不管这多么可悲：我相信，这是人的本性。
另一个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说是大家共同决定这些事务，这听起来很好听，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需要一种官僚机构，以便作出这些决定。历史已经表明，公众对受到这个官僚机构冷遇，感到厌烦而奋起反抗。此外，这种制度中的官僚机构不像个别人那样，可以自己拥有各种信息，同时拥有实现个人欲望的动力。如果我关心我自己的欲望，那么我就确实有一种动力，设法使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如果我喜欢吃粗麦面包而不喜欢吃白面包，那么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动力，我就会走出去，寻找粗麦面包。然而，如果由中央官僚机构控制财富分配，那么这个官僚机构就无从领悟，它应该给我的是粗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
所以，看来这完全好像只剩下市场经济可供选择了。尽管市场经济有着种种缺点，这仍然还是迄今人类所想出来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但是你们也应该明白，财富分配不是吃甜食。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简直是一场战斗。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他们互相竞争，这就意味着有赢家和输家——有富人和穷人。像德国这样的有政府补贴的社会市场经济，它们为过于倒霉的人编织了一种安全网。政府能够设法使穷人不至于太穷。我想，文明国家对那些陷入社会困境中的人照顾得相当好。
税收用以确保让穷人的日子不至于太难过。然而，如果人们利用这税收政策，以设法让所有的人，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那么，使市场经济启动起来的全部动力将被一扫而光。勤奋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和迅速发展其才能的人，这些人需要这样的动力：能够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如果根本不管工作还是不工作，人们都会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么许多人就会不再这么勤奋工作，或者根本就不工作了。
我希望你们不会感到失望。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了。我曾打算解释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可是最终却归结为一句话："世界是不公正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人类是自私的，我们首先想到我们自己，以后也许会想到别人。当我用我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时，这种情况就特别地引起我的注意。我看到人们开着豪华轿车，建造奢华的住宅，而那里却有许多人还很穷很穷，这让我感到悲哀。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同样也有一幢相当可爱的住宅和一辆相当大的轿车。我一再想，假如我不富裕，我恐怕不会介意这种事情。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并不完全有把握。
（本文作者：丹尼尔·麦克法登，1937年7月29日出生，美国经济学家。他因为提出“暗示选择”理论而和唐姆斯·赫克曼共同获得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他的理论能够预言，如果较大的一群居民只有一些有限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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