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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50章 国民党被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此时是采取主动的。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粤督胡汉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的国民党内部皆有窝里反现象,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7月12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附注]这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两千余年未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余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踞本省的恶例。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想反袁,却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控制得比较好,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都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1913年5月29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4页。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1915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国民党的据点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袁氏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趋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军纪松弛,亦不下于北军。加以武器、粮饷皆缺,因而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两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都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进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则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也以全盘失败告终。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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