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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33章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 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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