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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陈璧君》27章 汪记群丑

  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

  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 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 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奸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 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

  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

  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

  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 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

  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奸,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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