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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057. 变脸是迟早的事

  国共合作抗战的好景不长,到1940年便风云突变,杀气腾腾,赣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40年3月下旬,蓝衣社分子开始连日上街火炬游行,高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砸商店,捉“异党”,闹得满城逆风乱卷,人心惶惶,百姓们遂感到1926年底杀国民革命功臣、赣州总工会主席陈赞贤的往事又要重演了。

  三青团悄悄下手,不动声色地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吴越,当时知者甚少。那时小蒋还在重庆。

  1939年下半年,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在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搞小政变,先是撤换了在团内宣传组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吴越的“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这次行动的来头挺大。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赣县人王某特来赣州,邀同赣县党部书记长刘宜之来县政府找县长吴剑真。王、刘对吴说:“赣州公园路一个新书店是共产党机关,请你立刻派警员去搜捕。”

  吴县长是小蒋从政治讲习院带来的干部,忠诚于小蒋,他答应负责去慎重办理,但不同意即派警员搜捕。王、刘挟国民党的势力以压人,王更以“中委”特派指导赣省党务的名义要县府调十名警士交他带去,吴也未答应。两人不欢而散,回到县党部,他们亲自带领职员十几人,冲进文化服务社的书店,直登楼上。正值有十余人在楼上开会,王、刘搜获开会记录等。他们翻抄吴越的住处,又找到吴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期的毕业证书,延安解放社的书和马列著作,算是“铁证如山”,绑走了吴越和傅命绪。王据此飞回重庆报告,又给在那里受教育的小蒋当头一棒。后来查封了书店,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也都逃避走了。专署主任秘书黄中美气不过,撕掉了封条。党部把此事告到省主席熊式辉那儿,熊式辉下命令要抓黄中美,被小蒋拦住了。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

  这时的赣州,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快要毕业的赤珠岭青干班第一期学员,正在赖老怪空荡的土屋仓房里举行例行的周末联欢晚会。插科打诨的节目过后,大家起哄要章亚若上台表演正经节目。

  晚会明星章亚若款款走上台,亭亭玉立刚站定,一阵掌声似风刮起。她用流畅标准的英语先唱异国情调的《祝酒歌》,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但是不过瘾,又用掌声要求她表演最擅长的京剧。随着二胡奏起西皮流水腔调,她又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唱起了《苏三起解》,苏俄女子蒋方良唱的苏三跟她没法比,仓房里又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这时候小蒋悄悄出现在仓房门口,依门欣赏情人的精彩表演。享受着热烈捧场的章亚若冲着东南西北方向一一深深鞠躬,她抬眼一瞥,与小蒋火辣辣的目光撞个正着,心里像一阵电流麻酥酥流过。

  小蒋是被重庆召唤去了,风尘仆仆刚回来,就被晚会的锣鼓声吸引到仓房来了。欢乐的人群发现蒋专员回来了,群情沸腾,啦啦队更加起劲,狂热地拉他表演节目,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神色与往常不同。

  “好,我给大家唱个歌吧!”他不愿意扫大家的兴。

  学员们以为他在这种热闹的场合,又是唱苏联革命歌曲《红色水手歌》,以煽动学员们的革命热情。没想到大家举起手掌来准备配合他的“噼呖啪”节奏时,他却不用“噼呖啪”了,而是改唱了一只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这支歌,后来代替了红色革命歌曲,蒋经国自己喜欢唱,也喜欢教学生唱,唱到赣州,唱到重庆,唱到台湾,成了一时的流行歌曲。唱歌时总是群情欢跃。

  这就是人们焦急期待回来的蒋经国。这次回来跟以往大不一样,威风凛凛,带回来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显然,这是保驾的“御林军”。专署衙门又恢复了武装警卫站岗的制度,站岗的士兵,全是披挂着新式装备的保安团士兵,气势慑人。蒋经国的家也搬了,搬进了警卫森严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室,人们再去找“蒋经国同志”就不太容易了。这一切告诉人们,从重庆回来的小蒋已经不是离开赣州时的小蒋了,蒋经国变了,他已经根据他老子的意旨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作出选择之后,他采取了两手策略回击那些指向他的诋毁和暗箭,一手是表明心迹,洗刷自己;另一手就是对共产党下手。

  他邀集智囊团成员研究对策,并提出要写一篇澄清是非的文章,以蒋经国名义发表,向外界剖析事实真相,以正视听,表示不怕恶意攻击,继续推行赣南新政的决心。起草文章的责任落在《正气日报》主笔高理文身上。高理文从高处着笔,说明蒋专员来赣州的目的,只是在抗战的大前提下,为赣南老百姓,尤其是穷苦的老百姓谋福利,建设新赣南是为了支援抗战,并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更不是实行共产党的主张,以具体事实反驳各类攻击。文章写成之后,经由小蒋审查定稿,定名为《是非辩》,发表于1940年4月1日的《正气日报》和《新赣南月刊》。此文一出,改变了一些人,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某些人的视听,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但国民党高层老爷们听其言不够,还得观其行,看他敢不敢对共产党变脸,对共产党下手。

  对共产党下手,他并不情愿,而且很痛苦,刚回赣州那几天精神苦闷,拼命抽烟。但他既已作出了选择,不变也不行。当时在赣州小蒋身边工作的人,也看着小蒋一天天在变脸。政治口号从“建设人人五有的新赣南”,变成了“建设人人五有的三民主义新赣南”,许多类似左倾的做法也大大收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位的升迁,老蒋庭训的鞭策,以及当朝形形色色夤缘时会的政客不断的吹捧、举荐和拉拢,使他日复一日地变了。他每去一次重庆回来,连外在的音容状貌,都会有几分不同的味道。但这次回来是大变脸,与以往的渐变不一样。

  雷宁住在动员委员会里,看到专员公署的门里又多了些陌生人进进出出。

  从重庆刚回来的小蒋,遇到雷宁高兴地说:“这番人多了,好办事!”雷宁没有搭腔,他觉得这类人多了,是难办事,会搅事。

  葛洛也遇见了他,他告诉葛洛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实际是隔绝了与身边中共地下党员的联系,好放手让特务去抓人。

  三青团宣传组的朱承熙、王重实,赣县生活书店的吴越、傅命绪等几位同志已先后被捕了。雷宁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到了必须撤退的时候了。

  有一次,在三青团编《江西青年》的赖天球偶然在街上碰到周百皆秘书,周百皆急急忙忙告诉赖:“情况很严重,你要作好必要的准备。”

  赖问:“蒋主任意见怎样?”

  周摇头说:“他自己也被人在老头子面前告了状,处境也很不利……。”

  接着,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来电报,命蒋专员将他的智囊核心成员四大秘书和葛洛、雷宁等捉拿起来送省保安司令部(熊兼司令)候审。

  不几日,省党部调统室、中统江西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和省党部第四行政区党务督导员叶竞民找到蒋专员,拿着一份大逮捕名单逼他签批(蒋经国与熊式辉和各派系特务有约在先,无论谁要在赣南抓人,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批准)。他往名单上一看,黄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徐季元、葛洛、雷宁……。

  这不是要砍掉他的左膀右臂吗?小蒋不禁愤怒发火,他一拍桌子,盯着冯琦说:“可以。黄、高、周、徐四大秘书若有罪,我亲自陪他们一道绑缚去泰和报到!”

  曾是中共党员的叛徒冯琦吓一跳,但仍眨巴着眼睛说:“蒋专员,请不要着急,他们都是经过核实的共产党员。”

  小蒋冲着他讽刺挖苦起来:“哼,不错,他们都曾去过苏联,也都曾加入苏共,那又怎样?你不也到过苏联,不也加入过中共吗?只不过你把徐锡根的名字改成了冯琦,摇身一变罢了。”

  一被抖落根底,冯琦就张不得口了,叶竞民赶紧打圆场,说:“蒋专员,别误会,这不是请你过目吗?你担保的,我们就拍司嘛,好,就从葛洛开始,行吗?”

  小蒋又说:“不行,葛洛从温泉练兵就跟我,又是我请到赣州来的,不能用我的手把他送进牢里。”

  经反复争执和电报电话往来,最后,蒋经国被迫同意从雷宁开始,于是便有了赣州的大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爱国青年的恐怖行动。

  4月的一个天气阴霾的下午,雷宁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雷宁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雷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被特务追得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市民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

  葛洛问:“怎么办?要不要撤退?”

  雷宁还有点书生气,说:“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

  哪知他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就光临了。本来是熟人,他却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二三个士兵手握武器,雷宁一看就完全明白了。

  雷宁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他的前后挟持着。科长还一股劲儿说宽慰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雷宁当然明戏,如果真的“很好”,只是想谈几话,还用士兵挟持吗?

  穿过昏暗的街道,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已经关里面了。这下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这一夜是大搜捕,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文明),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溶,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寄押在白云山习艺工厂。

  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他们参与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雷宁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雷宁托他们带走了他写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要撤退,要越狱而走。可是由专署派来担任为犯人上文化课的地下党员葛洛,带进了中共江西省委给他们的慰问、鼓励信。江西省委来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雷宁、甘时鸣、汤光溶、杨传琦、上官和他们五人推定了雷宁、甘时鸣为正副组长。组成了狱中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小蒋对他们五人很关心的信息,要他们写信给他,要求留在赣县工作,由他长期考察监督。可是小蒋又到重庆去了。不久,他们也就被解押到了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葛洛是蒋经国亲自请来的,发生此事,他不得不礼送出境,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四大秘书也开始被排挤。由政校系来的人执掌专署主要部门。

  雷宁的家属找小蒋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

  1941年5月下旬,四区专署又查封了出售《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江西书店(在至圣路),要逮捕地下党员经理伍云华。伍云华闻风逃脱,但是书店里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是被抓走,这个中共地下组织也就被破坏了。

  这次查封江西书店和抓人,是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冯琦(CC系,江西中统特务头目)亲自到赣州来执行的,他先找到蒋专员商量,亮出名单,专员同意了,派特务室的人带了军警去协助逮捕,后来把抓到的人送到马家洲去了(江西省中统特务在泰和的集中营)。

  不久,四区特务室在杨明的布置之下,派了行动组长蔡百里、侦察组长汤觉吾,带了一帮小特务,前往南门外营角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分会驻赣州办事处”,抓走了人,又破坏了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

  1942年,中华正气出版社资料室主任魏晋被捕,特务室要他登报脱党反共,魏晋拒绝。后经周百皆竭力营救得以保释。

  经过这场变故,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失踪了,蒋经国愈来愈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他原来的改革计划也大半随之半途而废。

  当时赣南形势不是孤立的,是全国局势变化的缩影。在全国,蒋介石又打起了反共的旗帜,由“曲线救国”来代替全面抗战了。

  小蒋并不情愿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种逆转中他自己都差点不保。这一切,被他后来著文斥作“黑暗的恐怖”,无疑在日机轰炸下母亲罹难的伤口上加了几把盐,令他痛苦万分。由此,他日见脾气暴躁,遇事易怒,使原本就是劳动民众那种棕色的脸,显得黑了许多。他深深感到,“有许多人捏造了许多事实来攻击、来毁谤,并且有计划的派人、派兵到赣州来,(是)要想造成一个蒋经国不得不走的事实”(见蒋经国著《哭王继春之死》)。在江西省参议会上,某些人抛出的一个提案,“要求政府很快的调换专员”(同上文),便是要把他赶走的一个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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