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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008.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

  小蒋“私行察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1938年的元宵节,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毛宁邵开车送他到景德镇,刚住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来向蒋经国借钱买烟抽,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蒋副处长兼任着江西伤亡管理处长,找到他就有办法。伤兵们把大门围住了。当时,恰好毛宁邵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毛宁邵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吧。伤兵们散了,准备明天再来。晚上毛宁邵和蒋经国商量,惹不起躲得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让难缠的伤兵们扑了个空。

  他并没有离开景德镇,而是化妆成平民百姓,穿布衣,着草鞋,出没民间。他突然来到乐平。当时彭克勤任县长,酆景福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小蒋不公开拜访他们,悄悄地住进一家旅店里,每日便服简从,出没于城市乡村,混迹在大街小巷,东瞧瞧,西听听,了解民间疾苦,搜集社会弊病。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究竟在乐平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弄得专员和县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惊恐不安。

  最后,小蒋终于在县政府露面,赫赫“蒋太子”,突然下访小小县令,让彭克勤这个芝麻官手脚失措,啼笑皆非。

  次日,小蒋饬令彭克勤召集保甲长,火速口头通知各家各户,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

  阴天细雨,又是元宵刚过,乡民们都还窝在家里烤火、打牌,一般都不会出门。这天男女老少齐出动,多半出于好奇心,想瞻仰一下“太子”的风貌,济济一堂,连门口和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大家昂首翘立,静候“太子”驾到。

  衙门都难进,老百姓平时也不愿意靠近。这天县府门口却撤去了岗哨,大开正门,任凭自由出入。礼堂不加任何布置,台上不设任何座椅,不摆花卉。只是在讲台上放一张长条桌,后面用个木架撑着一块大黑板,条桌上放一匣粉笔和一块擦子,和课堂一式无二。这大概是小蒋的要求,好让老百姓不感到拘束。

  不久,彭县长恭引蒋处长登上讲台。百姓眼中的“蒋太子”中等身材,有点胖,身穿戎装,神采奕奕。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好像教师上课一般,足足讲了大半天。彭克勤则毕恭毕敬以立正姿势侍立在侧,当讲到官吏受贿、苛政虐民等弊端时,彭县长芒刺在背更是汗流额面,无地自容,可怜又复可笑。百姓则窃窃私语,指指划划,好不开心。

  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小蒋的讲话,说出了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心声,说出了一些平民百姓平素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批评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许多弊端。他讲得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间虽长,无一人中途退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间或有人唏嘘嗟叹而已。

  小蒋的演说才能当地官吏无人可比,更无人可比的是他不讲空话,痛贬时弊都举出许多实例,亦庄亦谐,形象生动。

  实例之一:“克扣粮饷”,不给士兵吃饱。

  当时乐平县设有一个自卫大队,队部设在大寺上“上谕亭”(清代迎接圣旨的地方,后改为女子小学)。其中有个军官,南昌人,长着一颗患过癞痢的光秃秃的脑袋,绰号“蕃瓜头”,为人凶悍,常见他打骂士兵和百姓。一天,自卫队开午饭,他手执皮鞭,站在饭甑旁边监督士兵盛饭,一般大的饭碗,不准冒尖,不准压紧,不准再添,多数士兵吃不饱。谁想多盛一点,“蕃瓜头”举手就是一鞭。这个情景正巧被微服的小蒋亲眼看见,这个军官就倒了大霉。蒋处长在大会上火冒三丈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自卫队连饭都不让士兵吃饱,还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吗?国家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集会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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