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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12.1 由低调到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

  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 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 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 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 Hunter Boy Ie:“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 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 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 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 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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