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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4.5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

① 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③ 同注②,第130页。

  ④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收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

  ⑤ 同注①。

  ⑥ 《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

  ⑦ 同注①。

  ⑧ 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 。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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