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姬田光义著
初访当年“无人区化”的村庄
（1）传给后代的“无人区”及“三光作战”的历史事实
时间：1995年3月下旬。地点：中国北方山区。当我等一行跨过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进入巨大的燕山山脉后，发现山区中的无数条小溪仍结着冰。然而，山间吹来的阵风中，却已多少带来些柔和的春天气息了。只有那到处绽放的桃花，才给这些普普通通的山村增添了一道道春天的风景线。然而，看到当地人为了生产水泥制品，已把光秃秃的石灰岩地表层开凿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时，我突然感觉到，那些耸立着的花岗岩断壁悬崖也似乎意示着它们正在抗拒着人们的接近。
从这里一直向西延伸的燕山山脉，在黄河处被截断后又向黄土高原蜿蜒而去。无论哪里，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都会有从山脚下用石头垒起的层层梯田。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勤劳而又贫苦的山里人，在世世代代与自然的斗争中，已付出了巨大的劳作和辛勤的血汗。
然而，突然有一天，因日本人的到来，将这些生生不息的与自然斗争的山村，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悲惨之地。日军首先实施“集家并村”计划，即用武力将那些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村民们驱逐出村后，又强行将他们赶进已用土墙围起的“集团部落”中生活。随后，将这一广大区域划定为“无人区”。
当年，燕山山脉一带的抗日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日军制定的这种“无人区化”政策的目的，一是要扼杀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二是要巩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防卫。同时，为今后整体统治长城南北（亦称关内关外）一带打下基础。
虽说当地土质贫瘠，但它毕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家园。当山里人失去这一切，又被强行赶进“集团部落”后，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只有病死、饿死或冻死。因此，人们开始反抗了，有的逃跑，有的拿起了武器。在此过程中，日军则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由此上演了无数次的人间悲剧。
中国人认为，正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中国人当然有权利进行自卫抵抗。同时中国人还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及其暴虐行为，具体表现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方则称为“三光作战”，并且指责日本实施的这种“三光”政策是一种有军事和政治目的的灭绝种族式的大屠杀。而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山区中所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则是这种“三光作战”的最典型事例。
另外，中国人还认为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各种复杂形势中，日军始终将主要敌对目标锁定在已成为今日大陆统治者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其目的就是要围剿和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一带，日军针对八路军采取了“扫荡战”、“歼灭战”以及“驱逐战”。而在此过程中，日军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三光作战”。从今日的角度来分析，所谓“三光作战”，实质上就是日军在广大区域内，长时间的对中国人实施的暴虐及非人道的残杀行为。
那么，“三光作战”或者中国人称的“三光”政策用语究竟始于何时呢？在结束了对“无人区”的调查后，我等一行人又访问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在当地调查中我曾预想，日军实施的“三光作战”大概应始于1940年以后。因此，我向中方提出了听取当地有关“三光作战”受害者证言的要求。随后，我等一行来到了藁城市的梅花镇，当地的幸存者向我们详细诉说了1937年10月10日，日军在当地实施的屠杀、掠夺及强奸等罪行。由此看来，藁城市一带发生的事件，要比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更要早些，它应该始于“七七事变”后，即日军全面向中国进攻的初期。在我的意识中，把日军在藁城市梅花镇一带所犯下的罪行，统称为“三光作战”似乎欠妥，但中国人并不认同我的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也就不属于“三光作战”的范畴之内了。由此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在“三光作战”抑或“三光”政策的时间等问题上，日中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如本文后面所叙述的那样，从当时的历史过程来讲，尽管两国在这方面的用语方式上未必能够达成一致，但作为日本人，首先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受害者一方是中国人。对此，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今我们这些日本人，不但不能忘记先辈同胞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且还要更详细认真地去挖掘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以便将这些历史事实如实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么，怎样去传给？或者说应当传给后代些什么呢？我想，还是首先把我耳闻目睹的一些历史事实，传给我们的日本同胞吧。
（2）在燕山山脉中的山村里
那年春天，我访问的是万里长城北侧的几个点，即燕山山脉中的小山村。从行政划分来说，它们都分别隶属河北省承德地区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兴隆县管辖。但在日中战争时期，这些地方都属于伪满洲国热河省的领地。
我等一行先从北京乘4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唐山，其后再从唐山换乘汽车北上约130公里，又来到宽城县城。我们乘坐的汽车奔驰在黄土平原上，这一带曾是当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应为第二十七师团第二十七步兵团。该步兵团于1938年7月15日由原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兵团改编而来，辖第一、二、三步兵联队，团长为永见俊德少将。改编后划归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战斗序列，并从塘沽出发赴南京方面作战。1938年11月29日，又调归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驻扎天津。团长相继由松山□三、铃木启久充任，辖第一、二、三联队和山炮兵、工兵、辎重兵3个联队，另有搜索队、通讯队、兵器勤务队等。1943年6月17日调归关东军战斗序列——主编校），为讨伐八路军游击队而疲于奔命之地。其后不久，汽车便来到了当年日中两国军队曾激烈交战过的著名喜峰口战役的长城线。驶过喜峰口，便进入了深山峡谷。从这里起则属于当年伪满洲国的领地，同时也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及承德宪兵队司令部的防区。
关于长城南部平原地带的“无人区化”情况，我已在《又一个三光作战》的另一章中单独介绍过了，故本章不再赘述。其实在开始撰写本书时，一直给我做向导的陈平先生也曾计划带我去兴隆、宽城等地采访一下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士，但因当时那里还是“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故只得作罢。不过，这次经批准后的采访，向导仍然是陈平先生。
若乘车沿此公路一直行驶，便可直达承德市。但我们乘坐的车却在中途驶离了公路，沿着从山谷间流淌的滦河岸边，向碾子峪乡的大屯村驶去。那里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也是此次采访中要会见的第一批幸存者（中国人将大难不死而生还者称为“幸存者”，可见中国人用语之贴切，其文化之博大精深）。此后的一周里，我先后走访了隶属于宽城、兴隆两县辖区内的11个镇、乡、村，当场听取了19位幸存者的证言。这些小山村都地处深山峡谷之中，几乎又都是山间土道，普通面包车等根本无法行驶。因此，我们只好改乘吉普车，摇摇晃晃地在峡谷间迂回前进。
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幸存者侯永会(左)与刘凤兰
幸存者侯永会的证言那是1941年初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为了搜捕八路军游击队，日军率领伪满洲国军的部队从喜峰口方向突袭而来，先放了三发炮弹后，敌人便从村子的东西两侧包抄过来。从村西口进来的，多是伪满洲国军的中国士兵，他们大都将枪口抬高向空中发射，所以那里的村民死亡人数较少；但村东口进来的都是日军，故死亡者众多。
当时，全村共有四百几十户人家。在此次惨案中，全家被灭绝的有14户，全家仅剩一人的有19户。侯永会当年整13岁，是和父亲一块被敌人抓住的。日军先用刺刀捅了他7刀，他当即昏死了过去。幸好他当时穿着厚棉衣，才幸免于一死。侯永会边说边脱下了衣服，让我观看他肩上和背上留下的刀痕。另据侯永会说，当他苏醒后才发现，其父亲被刺刀穿破喉咙后早已气绝身亡了。当时除了他父子二人之外，家里其他人都到邻村串亲戚去了，所以他们才躲过了这场惨案。
幸存者刘凤兰的证言当时，刘凤兰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日军闯入村子后，母亲抱起她就往外跑。当刚逃到村外已结冰的河上时，母亲就被后面追上来的日军用刺刀捅死了。由于母亲的身体压在了她的身上，所以她才侥幸地活下来。日军撤走后，姥姥寻找她们娘俩时，才发现外孙女还活着。老人抱起她时看到，她身下的冰层已溶化成了一个坑状，包裹着她的小被子也被鲜血浸透了。在那场惨案中，她父亲也被杀死了，但怎么被杀死的却不得而知。此外，他的爷爷和奶奶也都双双死于日军的残杀之中。这些事都是在刘凤兰长大之后，在姥姥的反复念叨中才逐步知道的。最后，刘凤兰又喃喃地说道，虽然是姥姥一手将她抚养成人的，但自她懂事起，就经常为失去父母之爱而深感伤心不已。不过，既然现在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她也就不愿意提起当年那段伤心的往事了。
侯永会背上的刀痕清晰可见
第二个采访地是孟子岭的王厂沟，那里发生的惨案更令人震惊。我们从宽城县城乘车出发，沿柏油公路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先到达了孟子岭乡，而王厂沟离这里还有15公里的山路。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小溪边的山间土路驶过两座山后，才到达了这个深山中的小山村。其间，那狭窄的山间土路坎坷不平。当行驶在断崖上时，其土路宽度似乎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我在途中还看到，环绕在山间的层层梯田上种满了高粱、谷子和栗子树。
虽说王厂沟地处偏僻，但这里却有将长城南侧与承德之间连接起来的一条山路。因此，早在1939年，八路军就往王厂沟派过联络员。翌年，又将该村变成了秘密抗日根据地。
为了讨伐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3年期间，设在孟子岭据点的日军曾多次进山扫荡过王厂沟。他们不但焚毁了村庄和粮食，而且还放火烧光了周围山上的树林。日军先杀害了村里的男人后，又把妇女们拽到山上去强奸。此外，为了铲除抗日根据地，彻底切断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日军还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将王厂沟及周边一带的山区设定为“无人区”。当地的村民都被强行赶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凡有悄悄返回王厂沟的村民，则一律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而日军在连续讨伐中，也曾在山里与八路军发生过激战。战斗中，有百多名日军被八路军击毙（据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时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回忆，此次战斗发生在1943年5月16日。当时关东军第一○一师团第九联队春田中队150余人遭八路军600多人伏击，激战两小时，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余被全歼。八路军也伤亡50多人，其中包括阵亡的营长薛辉荣——主编校）。为了复仇，日军又对王厂沟的村民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镇压行动。
该村的幸存者们似乎都在尽力地去追忆日军当年的多次讨伐行动，以及那漫长的“无人区化”生活和“集团部落”中的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具体事实，他们还凑到一块儿核对数字。不过，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证实，1943年夏季，日军在遭受了八路军的重创后，又对王厂沟一带的村民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全村600口人中，被日军杀害了112人，其中全家灭绝的有45户。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强制赶进“集团部落”后死在那里面的人数。
幸存者刘殿功（78岁）的证言1943年夏天，日军从四面包围了王厂沟村。敌人逮捕了村民后，便开始追问八路军的去向。刘殿功被捕后，先被押到孟子岭的日军据点，接着又把他绑在一个寺庙的柱子上进行拷问。因日军未得到任何口供，他又被押到喜峰口的宪兵队驻地。此后，他又辗转被关进平泉及承德的监狱。最终，他在承德被判了无期徒刑，随后便被强制押往锦州的纺织厂做劳工。
日本刚战败时，他也没被释放。后来监狱里发生暴动，他乘机逃脱了，但很快又被日军抓了回去。不过，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也获得了解放。当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刘殿功一心想回故乡，便徒步沿途乞讨，最终总算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小山村。当年和他一起被押往东北做劳工的共有4人，而活着返回故土的仅他一人而已。返回家后他才知道，在那次日军的讨伐中，父亲已遭杀害，妻子被强奸后又被虏，当年9月也死了。据刘殿中回忆，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当年那场大屠杀中村内全家灭绝的就有4户。
幸存者李春达（73岁）、刘成国（62岁）的证言日军第一次来这里是1941年春，目的是“集家并村”。当时，村里有4位老人不愿意搬走，日军当场就点着了他们的房子，人也烧死了。开始时，日军只是命令全村人拆房子搬走，到后来便将不服从命令者立即处死。
那是1943年夏季，玉米刚吐穗。当时村里的人口已大为减少，而八路军的活动也有所减弱，这时日军又来了。这次他们先烧庄稼和粮食，接着又对没搬走的村民开始了大屠杀。
李春达的祖母、母亲和他的未婚妻被日军拽到山上强奸后杀死了。他本人虽然逃脱了，但身上还是中了4枪。
刘成国的祖父当场被烧死。其父也因参加过八路军，被日军抓住后就押送去了承德，后来又在那里被处死了。当年刘成国9岁，他曾徒步去承德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此后，他和祖母、母亲、兄弟及其伯父一家人都被迫搬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生活。在那里，伯父一家人中又有6口人患热病死去。
由二位老人的诉说中可知，在日军的这次行动中，村里被灭绝的有7户。包括那些不愿意去“集团部落”的老人、病人在内，全村惨遭杀害的有四五十人。这些死难者并不是被抓到一块后遭集体屠杀的，而是日军闯入分散在山中的各家各户后将他们处死的。惨案发生后，日军曾在当地留守过一段时间，尸体被放置了七八天，气味十分难闻。后来，死者的亲属和村民们才把这些遗体汇集到一起埋葬了。此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山参加了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武装斗争。
幸存者关贞瑞的证言我们在去王厂沟的途中，曾在一个叫刘杖子的村庄会见了一位名叫关贞瑞的老人。据他讲，当时他刚7岁，全家6口人都住在王厂沟。那是1943年夏季，全家人正在吃饭时日军闯进村来，逃跑之中父亲首先中弹而死，母亲则带着哥哥、他及3岁的弟弟急忙钻入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因弟弟害怕直哭，母亲惟恐哭声招来日军，便将弟弟的脸紧紧地摁在自己的乳房上，结果弟弟竟窒息而死。日落时母亲以为日军走了，就爬出洞口去看情况，不料却被守候在洞口的日军给抓走了。后来得知，母亲是被日军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肚子杀死的。
母亲被抓走后，他和哥哥也被日军从洞里拖了出来。日军用刺刀捅了他哥俩的腹部后，又把二人扔回洞里，随后用石头封了洞口。哥哥当即死去，幸好关贞瑞的刀口较浅，他就自己动手清理堵在洞口的石头，后被前来寻找他们的亲戚救了出来。在这次惨案中，他亲眼目睹了惨遭杀害的母亲和哥哥的遗体。
另外，他的祖父也是被日军害死的。有一年，他祖父在别处给八路军放哨时被日军抓住了。敌人先用刺刀剜掉了他的双眼，随后又将其残忍地杀害了。这样一来，他全家6口人中竟有5口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活下来的仅他一人。关贞瑞老人说：“如今一干点儿重活儿，伤口就疼。虽说我是个受害者，但从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
全村人都是证人中国人把上述这些屠杀事件习惯上称为“惨案”，如果将中国人说的“惨案”一词译成日文的话，则用“事件”二字较为贴切。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带有明显的轻视之意，但作为撰写本书的作者，我认为若将每个杀人情节都说成是“屠杀惨案”的话，那么日本读者也就难于理解了。我还在孟子岭一带听取了另外一些当地较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岭事件等等。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采访到。不过，宽城县的采访结束后，我又对兴隆县进行了调查，其中还访问了一些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未提及过的地方，如蓝旗营、半壁山、鞍子岭、羊羔峪、栅子沟等地的镇及村庄。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些幸存者，同时也听说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访过这些地方，并准备为此发表论文。虽然本书的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无人区”，但其目的还是想让当今的日本读者去了解一下，日军当年在当地干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不过，像上述这种听证调查方式，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那些已选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曾在何地做过几次证言之事，都如实地告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了。然而让那些已选定的证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东西，再复述给听证人的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则很难再打听出一些更详细的，以及更鲜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疑窦丛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这种证言了，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仅对中国人而言的。当年日本人在听取调查战争体验时，不也是同样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式的这种听证条件并非尽如人意，但亲临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直接聆听幸存者的证言，也是调查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为要想全面掌握过去的状况及事实，仅从书本或资料中是无法获得的，而且也没有那种亲临实境的感觉。因此我主张，今后日中两国都要继续开展对幸存者的取证调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脚踏实地地去调查验证一下事实根据，又不相信中国人，甚至还指责中国人的说法是“老生常谈”，对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虽说作者实地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仅向读者描述证言的详细内容和现场状况，也并非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整个“三光作战”而言，我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描述了“无人区”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代表整个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举证上述这些事实，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读者们明白这个道理，即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中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年的痛苦经历，直接地告诉给其后代（子子孙孙）及亲朋好友们。这已不仅仅是幸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多数中国人的骨肉亲情之中。
在某个村子里，我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做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也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听了老人这番话，围拢在我们身边的村民们，包括年轻人在内，都爽心地颔首称是。
兴隆县城郊外保存的牺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当地村民的坟墓。
尽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屡屡苦思冥想：为什么日军抑或说是日本人，当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凉之地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异国人的强烈敌意和蔑视之中呢？想象一下，当那些气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岩，却突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时，他们吓得四处乱跑的样子吧；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到处杀人放火，甚至于还干下了强奸妇女的这种不耻于人类的卑鄙行为吧。因此，我认为在赞美或把这些先辈们视为英雄之前，出于人类的基本仁爱之情，我本人及我的后代，读者及你们的后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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