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友
1942年，侵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进行得极为残酷。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迁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斗争。1942年7月中旬，迁安抗日军民先于迁安干河草村(现属滦县)全歼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佐佐木二郎以下日伪军300余人，后于大杨官营的岚山西麓伏击了来迁安视察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一七师团长原田熊吉和驻唐山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等，敌伤亡惨重。战斗的胜利，使群众深受鼓舞，日军却大为震惊。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急忙于8月上旬在北平召开兵团长会议，指出：“目前南方正在广大海域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少数兵力确保大陆，不使南方战线有后顾之忧。然而作为后方基地的本方面军管区内，特别是冀东方面的治安，处于极其令人忧虑的境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目前形势所不许的，必须迅速肃正……”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当即部署了：一方面在冀东长城沿线的迁安、遵化山区大规模制造“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的“无人区”，并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的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妄图彻底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在冀东基本区大规模地构筑“遮断壕”(封锁沟)，企图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以实现破坏基层抗日组织，维持他们长期血腥统治的狂妄野心。铃木启久根据冈村的部署，命令驻迁安沙河驿镇的日军第三联队长小野修，负责迁安上述任务的实施。
日军驻迁安守备队及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兵分南北两路倾巢出动。北路以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外号疤瘌脖子)为首，协同伪警备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屯等据点敌伪军1000余人，沿长城线，对建昌营以西迁青平联合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制造“无人区”。南路星加部队和伪军1000余人沿滦河西、南岸，对抗日迁滦丰联合县根据地进攻“扫荡”，并用刺刀驱赶着数以万计的民夫，强迫构筑从都树店通往大杨官营南北走向的长达近百华里的“遮断壕”。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次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兽蹄所至，财物被抢光，村庄被烧光，人民群众被任意抓捕、杀戮。
正当敌人蠢蠢欲动的时候，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抗日军民于长城南侧的彭家洼村(属无人区边缘)，取得了全歼从冷口进入迁安境内进行“扫荡”的日军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75人及满军一部的胜利，给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当头一棒。滕川、汤鹏举疯狂至极，8月9日凌晨，带领县城日伪军300余人，气势汹汹直扑彭家洼村，妄图进行报复。可是，抗日军民早已转移，留给敌人的只是日伪军的尸体。滕川气得暴跳如雷，向日伪军命令：统统地鸡犬不留!这天，惨无人道的敌人，杀死了没来得及转移的农民裘玉书和赵玉丰70多岁的老母亲及彭志两岁的小儿子。然后，拆毁全村的门窗和部分梁檩，运到村头烧炼日军的尸体。村里财物、牲畜被搜掠一空，部分民房被烧毁。滕川在彭家洼村洗劫了两天后，继续带领日伪军向北“扫荡”。
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包围了东密坞村。敌人用刺刀将全村没来得及转移的男女老幼约400余人驱赶到街上，滕川通过翻译对群众说：“只要说出谁是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就可以放回家。”群众怒目而视。敌人一无所获，当场抓走男性农民28人，关押到建昌营据点里。8月18日，滕川、汤鹏举带领日伪军再次包围东密坞村。日伪军把群众圈到一起，为逼迫他们交出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当场将农民孙宝柱、刘喜廷、司殿文等五人打得半死致残，又抓走了60人。敌人为了收买人心，由建昌营放回18名年龄较大的农民，在县城强迫4名青年充当伪军(后均跑回)，其余72人被日军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6日，敌人扫荡西密坞村，当场枪杀群众1人，抓走群众28人，后来，全部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9日，敌人从芝草坞村抓捕群众50人。其中11人中途跑回，7人因年龄较大被释，5名青年被强迫充当伪军，27人死于大杨官营。同日，敌抓捕孙家店村干部、群众13人，其中妇女2人由县放回，1人被赎回，1人被强迫充当伪军，余下9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0日，敌人从提岭寨村抓走群众9人，其中7名妇女在迁安受尽摧残折磨后放回，其余1人死于县城，1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7日，敌人包围了小崔庄，抓走干部群众40多人，中途跑回一部分，36人被监押于县城，村里花钱赎回18人，死于县城2人，死于大杨官营16人。被赎回的青年王汝林、王旭二人，在县城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并身受其害，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投奔了八路军，在临别亲人时说：“只有拿起枪，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有我们的活路。”敌人抓捕坎辛庄村武装班长李作安扑空，将其父李洛子、叔父李义、二弟李作书、三弟李作德和家里雇佣的染布师傅5人抓走，除其叔父李义中途跳汽车逃跑外，其余4人均死于大杨官营。此外，死于大杨官营惨案中的还有西峡口村8人，大杨官营村3人，五重安村2人，隔滦河村2人……
日军在迁安长城沿线的山区制造“无人区”期间，实行反复疯狂“扫荡”，“梳篦剔抉”。大规模地烧毁村庄，使长城沿线的上空，浓烟弥漫，火光四起，共烧毁房屋6400余间。紧靠长城的当时有251户的大庄村，就被烧毁房屋662间，使这个山村变成一片废墟。白洋峪村先后被敌人焚烧八次之多。
在此期间，敌人还杀害抗日区村干部、群众100余人，其手段极其残暴，有刺死、打死、砍杀、烧死、洋狗撕尸等等。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
血洗杨官营野蛮报复
大杨官营村位于迁安县城南约30华里处，它西靠岚山，东傍迁安通往滦县的公路。党在这里开辟工作较早，1941年就有了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村抗日游击小组经常挖公路，埋地雷，破坏敌人的运输线，给敌人造成威胁。1941年底，沙河驿据点的一个姓刘的特务秘密潜入大杨官营村，妄图刺探抗日情报，时间不长就被抗日游击小组抓获镇压。因此，敌人视大杨官营为眼中钉、肉中刺，仅在1942年上半年，就先后两次“扫荡”大杨官营村。敌人为了逼迫群众供出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将农民朱安塞进白薯窖内用烟火活活熏死。村粮秣委员郭树田被敌人追得无路可走，抱着账本跳井而死。敌人杀害了干部群众后，又在村子里放了一把火，烧毁房屋140余间，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使大杨官营村变成一片废墟，群众无家可归。
镇压愈凶，反抗愈烈。英雄的大杨官营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野蛮行径所吓倒。他们继续坚持斗争。同年7月上旬，抗日游击小组又于村头抓获迁安县城敌人派来的5名密探，当即被他们镇压了4名，跑掉了1名，这更激怒了敌人。所以南路“扫荡”的日军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把大杨官营村作为“扫荡”的中心目标。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敌伪军1000余人，从滦河南岸拉开20余里宽的大网兜向西南方向“扫荡”，最后把包围圈收缩到大杨官营村。这天日军在村里又枪杀了青年农民徐春头，捕住没能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群众37人，拆毁了新搭起的窝棚，抢走了牲畜财物，砸烂了群众的锅碗坛罐。傍晚，日军把抓捕的人们押到木厂口村，先对他们一个个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动向，但他们坚强不屈，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丧心病狂的敌人当场打死5名农民(均是小杨官营村人)，然后将大杨官营村的徐仲年、徐庆年、张欢喜、黄永富等18人，用绳子6人一串地绑着，拉到村内的一眼水井旁，用布蒙上双眼，推进水井，而后又投石下井，致使18人全部身亡。另外14名群众除1人被放，其余全部被敌人杀害于滦县的偏凉汀大桥和油榨村等地。
敌人在大杨官营、木厂口村一带洗劫撤走后，8月16日晚，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将从木厂口村水井中捞出来的18位遇难群众的尸体抬回村，停放在街心。乡亲们目睹此惨景，无不悲痛至极。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海亭激愤地对乡亲们说：“敌人惨杀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向鬼子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报仇!”人们愤怒地回答着。当夜，在共产党员田增等带动下，全村182名青壮年报名参军，组成一支复仇队，编入了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
集体大屠杀惨绝人寰
刽子手滕川带领日伪军在迁安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对所有的村庄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疯狂“扫荡”之后，将抓捕的200余名村干部、群众押解到迁安县城。当时，伪县政府的一所容纳180余人的监狱里已塞满了“犯人”。所以，敌人把这次抓捕来的人连同以前扣押的县城附近各伪乡、保“情报员”20余人，分别羁押在县城内的昊天观和圣人庙(日军宪兵队部)里。
凶残的滕川妄图捞到冀东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在昊天观里对被关押的人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摧残杀害。审讯开始，滕川命令日本兵拉出小崔庄农民崔成路和五重安村年仅十六岁的赵盈儿，敌人剥光他们的衣服，反绑上双手，滕川假惺惺地对他们说：“说出谁是共产党和八路，大大的有赏，不说，统统的杀头!”满怀民族深仇大恨的崔成路、赵盈儿沉默不语。滕川凶相毕露，命令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俩活活扎死。接着，滕川对西峡口村青年农民张贺动了酷刑。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先放出狼狗将张贺咬个半死，然后再往他身上泼洒煤油放火焚烧，张贺的皮肉被烧焦，但他咬紧牙，什么也没有吐露，五重安村农民宫恒被敌人灌凉水活活折磨致死。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虽然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当敌人逼问他时，他始终重复着“野河峪乡平安无事”那句话。当敌人又非刑拷打西密坞村农民韩凤彩时，小崔庄村办事员王保生目睹乡亲们惨遭毒手，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厉声喝道：“住手!我是干部，什么都知道!”滕川一听忙说：“你的知道?统统的说，大大的有赏!”王保生怒目圆睁，对滕川骂道：“我知道你们是群专门杀人放火的强盗……”滕川气急败坏，命令对王保生施以酷刑。王保生的双腿被敌人用杠子压断，但他强忍着剧痛，仍是骂不绝口。滕川在被押的男人们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就命令日本兵将在押的十几名年轻妇女带进审讯室。首先一个个进行审问，接着就让看受刑人的惨景，然后将被折磨得半死躺在地上的提岭寨村青年农民大桥拉进来，一刀将他的脑袋砍下来，把血淋淋的人头摆在妇女们的面前，进行威逼恐吓。妇女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没有说出一个字。孙家店村青年农民刘祥、赵玉芹夫妇同时被抓进县城后未能见面。阴险的滕川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捞到东西，他命令伪军将赵玉芹押审讯室去认丈夫，并对她说，如果说出谁是村干部，谁给八路军做事，就放她回去。赵玉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什么?”她走到审讯室，看到房梁上被吊打得鲜血淋漓的、地上躺着被折磨得半死的人里，都没有自己的丈夫刘祥。她心里十分着急，最后，在房檐前看到了丈夫被倒绑在梯子上，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不成人样。顿时，她怒火满腔，痛斥敌人的暴行。
凶恶残暴的滕川对被抓捕来的干部、群众，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仅仅摧残了人们的肉体，并不能征服他们的爱国意志。他毫无所得，恼羞成怒，最后，谋划进行集体大屠杀。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伪军将关押在监狱、昊天观和圣人庙三处的村干部、群众300多人，全部4人一串地绑起来，都驱赶到昊天观里。滕川对即将惨遭屠杀的群众欺骗道：“这里八路活动的厉害，皇军为保护中国良民准备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将被折磨得不能行动的张贺等6人活埋在昊天观院内。然后，把300多人编成四路纵队，前后由乘着汽车全副武装的敌伪军监押着，出城东门向南走去。当人们走到大杨官营村北时，有4名群众因遭折磨行走艰难，滕川便命令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
天近中午，敌人驱赶着300多名群众在大杨官营村东公路边上停了下来。滕川立即命令敌伪军一面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干部群众，一面在杀人的场地——大杨官营村西岚山脚下的老牛圈那里做大屠杀的准备。老牛圈是三个相连的大水坑，敌人除在这里的周围架起数挺机枪外，并从村里抬来几个大缸摆在每个水坑前。首先将从大杨官营村抓捕到的农民徐雨年、徐乐年、杨福来3人杀死，留下张永成、丘宽2人，强迫他们往水缸里挑水。布置就绪，刽子手滕川为防备被驱赶的群众的反抗和逃跑，采取了分拨屠杀的手段，把300多人分成三拨。当他们屠杀第一拨人的时候，第二三拨人由少数敌伪军在原地监管着。因从这里到老牛圈相距约有2华里，又有村庄做屏障，使同胞们看不见日军是在那里杀人。
中午，日本侵略军用刺刀驱赶着第一拨100余人来到老牛圈。这时，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举着洋刀“嗷嗷”怪叫，强迫人们跪下，可是，同胞们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当儿，杀人不眨眼的滕川，将战刀在水里一蘸，嚎叫一声，挥刀将一名群众的头砍掉，跟着，其余的敌人也都下了毒手。顷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头和尸体滚入水坑，鲜血染红了坑水。这时，东密坞村青年司浩人眼见乡亲们惨遭杀害，怒气冲天，挣断绳子，踢倒身边的日军，撒腿就向南奔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跑，不要等死!”当他跑出老牛圈，将要跑进兴福寺前的一条大沟时，不幸遭敌枪击，中弹身亡。司浩人的英勇行为，点燃了人们的反抗怒火，当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刚要四处奔跑时，万恶的日军刀枪齐下，很快将第一拨人杀死。时间不大，敌人又驱赶着第二拨人登上了兴福寺前的高坎。这时，一位抗日政府女干部和一位抱着未满周岁小孩的妇女，看见同胞被日军残杀于老牛圈里的尸体时，就停步不走了，并大声说：“乡亲们，鬼子在杀人，我们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穷凶极恶的日军朝两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数刀，她们怒目切齿，破口痛骂日本强盗，最后英勇地倒下了。就连那位妇女怀抱的未满周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被一个凶狠的日本兵拎起双腿劈成两半。
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18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万恶的日本强盗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一个个涕泪交加悲伤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16华里，汇入滦县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312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面对敌人无比疯狂的“扫荡”和残酷野蛮的杀戮镇压，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们掩埋好死难同胞的尸体，满怀民族深仇大恨，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殊死决斗，与抗日根据地共存亡。广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1945年，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侵略者押到了历史审判台上。1959年，参与制造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在铁蹄蹂躏下的迁安，遍地狼烟，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岚山低垂下泪，绵绵滦河哽咽哀鸣；而今群山起舞，滦河欢笑，到处呈现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这里的罪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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