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6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为了支持朗诵诗，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5月25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12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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