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十多年前，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意识到自己往故书堆里钻，“正是往死路上走”，但他愿意如此，不过还说过这样的话：“因果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到来，我或许被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现在，这个局面终于到来了，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长期以来萦绕在他脑际的“那里走？”“那里走！”的问题解决了。10月13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看到杨振声一篇题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中间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运命时说道：“我们在这里就要有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重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朱自清一方面感到“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这篇文章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因而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发表在《新生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他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载道的东西。
怎样才能载这个“道”呢？他认为“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而知识分子“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新抖擞起精神作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因此，他大疾呼，要冲出象牙塔，走到人民中去，“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在文章最后，他诚挚地告诉大家：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这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要“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因此特别强调立场的重要性：说到立场，有人也许疑心是主观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态度，至少也会妨碍客观的态度。其实并不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立场大概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开始喜爱杂文这一文体，认为它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说，“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它在这20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迫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
他向社会推荐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说是“百读不厌”，认为鲁迅的杂文“‘简短’而‘凝练’，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在用了‘匕首’和‘投枪’战斗着”。他告诉人们：鲁迅是用杂文“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他‘希望’地下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现在，他决意向鲁迅学习，为迎来新生的中国，他面向黑暗的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
【二十、高举起投枪】
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1946年12月20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事件。12月27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1947年1月，全国有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3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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