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麻烦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敢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40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他还谈了准备研究著述的计划：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做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Q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作《世情书》。
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Formalessay，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昆明物价飞涨，在抗战中，联大教师的薪水多打七折支付，朱自清家里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已怀孕，老家扬州还须赡养，生活十分困难。陈竹隐是成都人，那里的东西比昆明便宜些，夫妻商量后，决定举家赴成都，打算在那儿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可估算了一下，盘缠不够，尚差好多，告贷又无门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当年他从英国游历回来时曾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两本音乐唱片送给陈竹隐，平时他把它当宝贝，细心保护，轻易不让小孩碰它。这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唯一奢侈品，工作累了，坐在藤椅里听上一曲。现在只好忍痛割爱，以300元代价，把它卖给旧货铺，这样全家才得以成行。
【十五、“一载成都路”】
一到成都，陈竹隐即引朱自清到她的姐姐家中作客。一进门，朱自清便向陈家祖宗牌位磕头。
“哎呀，不要磕头，你穿的是西装呀！”陈竹隐姐姐连忙拉住他。
“以前说好要磕头的！”朱自清笑嘻嘻地说。
原来，当他和陈竹隐婚后回老家扬州时，朱自清曾戏对陈竹隐说：
“回去可得磕头呀！”
“好，到你们家磕头可以，那你到我们家也得磕头呀！”陈竹隐笑回道。
她万万没想到，当年一句戏言，至诚的他却牢记在心，如今竟然兑现了。
朱自清把家安顿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里，这是一座小尼庵，他住的是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颇为清洁。他就在这样艰苦环境里，努力学术著作，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经典常谈》。这是一部研究文学历史的入门书，涉及面极广，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诸子、左传、战国策、楚辞、文赋，无所不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启发人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到经典大道上去，他说：“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
在这部专著里，他打破历来文学史籍的以作家为主分条叙述和以文体分编标目等体例，而将文体叙述和对文体历代演变状况的观察相结合论述，使各种文体既眉目清楚脉络分明，同时又能窥见其发展的轨迹。朱自清认为，古典文学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因此在论述文学现象时，十分强调作品的时代色彩及其和社会的联系，从而对它们作出确当的评价。同时，在评论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时，持论比较公正，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始终保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著述过程中，他既注意到普及的需要，力求为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广度，也力求达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叶圣陶说这部著作是“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
在那简陋的住房里，他还致力于用白话文写《古诗十九首释》，他认为“诗是精粹的语言”，没有什么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他之所以分析古诗十九首，因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的最重要代表，而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他认定“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
他日以继夜，孜孜不倦，接连写了四篇文章，简明地阐释了古诗创作的背景，仔细地剖析了诗的文义、典故及艺术手法，以自己独特心得，来诱发青年读者对诗歌的兴趣，培养他们文艺的鉴赏能力。当时，正是国际形势进入一个新的紧张阶段。1940年四、五月间，德国法西斯先后侵占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诸国。6月，巴黎陷落。9月，德、意、日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在德国的怂恿下，竭力推行南进政策，急于尽快结束中国战争，因此对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一面诱降，一面施加军事压力，扬言要进攻昆明、重庆、西安等地，逼迫蒋介石投降。为了给投降铺平道路，蒋介石调转枪头“安内”，调兵遣将围剿共产党。随着形势的紧迫，成都物价暴涨，民不聊生，那时正是青黄不接时候，天旱无雨，斗米千金。于是一群群饥民涌进城内，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闯进有钱人家，要他们蒸出饭来吃了才走。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饥民，认为“没饭吃要饭吃是人情”，“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而此时此刻，他自己也已经到了“基本的权利”受到威胁的境地了，正如他自己说的“警讯频传，日懔冰渊之戒；生资不易，时惟冻馁之侵。白发益滋，烦忧徒甚。”李长之到成都时去报恩寺看他，一见面就感到十分惊讶：他虽然才40出头，但“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李长之万没想到，几年的折磨，竟使他变得如此憔悴，简直变了个样，但令他感动的是，他的朱先生虽是穷困如此，勤恳却仍是如故：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导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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