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1918年，北京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两千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三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他高喊“劳工神圣”，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激着年青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不过，我们彼此间却等于没有来往。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然而，我对于他却印象清楚而且感觉很亲切。……朱先生比我只大一岁，然而，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朱自清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债累累，生计日艰，所以他一门心思要在三年里，读完四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北大日刊》是一种公报性质的刊物，上面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朱自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位“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青年，在师友们的眼中是个秉性谦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跃的用功学生。但当时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在猛烈的斗争风雨冲激下，他的心灵逐渐苏醒了，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这时，正是文学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时刻，翻开《新青年》，里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接二连三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有那么多新文学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崭新的白话形式，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新诗，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抒唱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传递了世界进步文化的信息。刊物里头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师，读了倍觉亲切。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间一位姓查的同学，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睡罢，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是一个西洋妇人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朱自清感到这幅画“很可爱”。蓦地，一股如泉水般的灵感，猛地袭上心头，使他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创作冲动。由是，他铺开稿纸，提笔写道：“睡罢，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
这绝不是对画面实际情景的描摹，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倾注里头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向往自然的愿望，是他年轻心弦的有力弹动。他取了一个余捷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终于抬起手来轻叩艺术之宫的大门。
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消息轰动了全校。邓康字仲獬（即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蔡元培和李大钊支持的。《日刊》同时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讲演团是“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认为教育有两大类，一为“就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学校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份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个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有力的支持。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三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的时刻，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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