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华是朱家的长子长孙，在封建家庭里，他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当他还不满11岁的时候，长辈们便为他张罗亲事了。很快就说上了，是曾祖母的娘家人，在苏北一个小县份，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姑娘比自华还大四岁，个儿高，裹小脚。那时他还小，根本不理会这事儿，印象最深的倒是每年那边乡下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烟管，带来的小麦粉和白薯干很好吃。大约在他12岁时，姑娘害痨病死了，因此母亲又为他的亲事着急，她托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不久，裁缝物色了一个钱家的姑娘。钱家有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给自华说的是正太太的大小姊。接下来便是相亲，一天，母亲给自华穿上枣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留心些。裁缝把小自华带到一个茶馆里，那里早有一位30多岁的先生等着，先生方面大耳，穿着布袍马褂，为人很慈祥，他不住地打量着自华，看得很仔细，并问他念了些什么书。他对孩子的长相很满意，认为“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就是看他走路，怕脚上有点毛病。但不管怎样，总算让人家相中了。那么，对方姑娘是什么样子呢？母亲不大放心，便派亲信老妈子去看，回来报告说，大小姐比自华大得多，很胖，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是苗条的，母亲听后不太乐意，以为胖了不能生育，有意和二小姐结亲，谁知裁缝一传话，对方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这样吹了。母亲只得重新罗致，隔了一年，她在一次打牌时，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和自华同年，跳跳蹦蹦的很是聪明伶俐，于是派人去探口气，对方也是做小官的，门当户对，很乐意做这门子亲。事情进行得颇为顺利，不料半途却出了岔子，原来本家叔祖母家的一个老妈子熟悉这家内情，说这小姐不是亲生而是抱来的，母亲一听心又冷了。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朱小坡得了伤寒病，请扬州名医武威三诊治。有一天，母亲从医生的轿夫口中，打听到武家有一位小姐和自己儿子同庚，于是和朱小坡商量，并托舅舅探问武医生的意思，对方一口便答允了。朱自华的样子武医生见过了，武家小姐长得怎么样？母亲还是老规矩，派老妈子去相看，回来报告说不坏，就脚大些。母亲让人传话去，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其实，老妈子去相亲时，武家让自己的女儿躲开了，她看到的是另一个姑娘。
朱自华的婚姻命运就这样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操纵下确定了。这时他才14岁。
扬州这个古城与朱自华的关系是太密切了，他的人生途程是从这个站头出发的，他生命史上的第一页是在这儿写下的。他的祖籍在绍兴，但这个城市对他是太陌生了，只不过小时跟母亲回去过两回，每次只住一天，家里除了母亲外，没有一个人会说绍兴话。他是在扬州长大的，在这儿受教育，在这儿定终身，他的祖茔也在这儿，因此他尽管对扬州某些方面有点“讨厌”，但在感情上，对它却是“渐渐亲热起来了”。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他满怀深情地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他终于公开宣称：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何况我们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算是扬州人的。
但是，这个“扬州人”，从两淮中学毕业后，“就不常在扬州了”。他迎着时代的风雨，踏上了新的途程。
【二、北京风雨】
1916年夏天，朱自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乃全国著名学府，各地学子均以考取这所名牌大学为光荣，现在朱自华一跃而登龙门，自然博得许多人的钦慕，全家喜悦自不待言。为准备上学，全家忙乱了一阵子，于8月间，朱自华遂辞别祖母和父母亲，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挥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丽扬州告别。
车声隆隆，汽笛长鸣，飞驰的列车载着青年朱自华，奔向人生新的途径。他年轻的生命之船，扬起高高的风帆，冲进广阔多彩的生活海洋。
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春潮在神州大地汹涌奔突时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发起猛烈的进攻。它犹如一声滚动阴霾长空的春雷，给死气沉沉的黑暗王国以巨大的震动。一片红砖绿瓦庄严肃穆的北京，本是封建军阀盘踞的老巢，帝国主义者纵横捭阖的场所，但也是新思想人物荟萃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正是精英云集之处。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系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变法运动失败后，这所大学堂被保存下来，实际上却是继承着封建文化的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科班的京官，官僚习气十分严重，学校设备也极简陋。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后又历经数人，虽有些须改良，但面貌变化不大。朱自华进入这所大学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长之时，蔡元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两度留学欧洲考察教育。他一接任北大校长，便决心除旧布新，大刀阔斧地改革遗留的封建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创立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阅了别人送给他的十余本《新青年》后，大为赞赏，这时陈独秀正好住在前门一家旅馆里，蔡元培立即驱车前去拜访，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9月即被聘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接着，李大钊也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
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即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发挥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奏响了，《新青年》第三卷第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有“高远思想”和“真挚之感情”。第六期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主张，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号召青年学子与“十八妖魔宣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他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北大图书馆设在马神庙公主楼，自华整天泡在里面，翻阅着新刊物和新书籍，眼界为之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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