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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首页 > 名人传记 > 风雨半支莲

四五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有管理处王主任、石副主任,有右派头人薛某、李某等几人,他们板着脸围着一张小会议桌坐着。看来气氛不对,我就站在门口等待他们的发话。王主任指着会议桌前,单摆浮搁的一张椅子对我说:“你坐下来!” 我刚坐下,副主任绷着脸、命令地指着我说:“你老实地交代你的男女关系问题。”我反问道:“我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头人李某说:“不要装蒜,你自己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薛某说:“你怎么不明白,你和任尧都干了什么坏事?”哦!原来是问我和尧的事?这也算问题吗?我坦率地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忙于劳动,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批判者不讲道理,而是你一句、他一句地:“你不老实”“你们臭味相投,对抗改造!”“你必须彻底交代!”

  怎么又无事生非,我非常困惑。不仅如此,竟追究起我在大学时交过多少男朋友?真是荒诞无聊,大学时代我在全校年龄最小,十六岁左右,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虽然也有人对我好,但感情纯洁。而且我心中早已有圣洁的爱情,那是远在上海商船学校的高才生张守诚。头头们一连几天穷追不舍,还抛出在中国人听来最下流、最肮脏、作践女性的话。我感到这是比反右批判还难过的关,那是政治批判,是几十万人都遭诬陷的运动,而现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我道德败坏,企图彻底毁灭我。其实只有自己心理肮脏的人才会以己之心量他人之心。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满肚子男盗女娼,满嘴的臭气,他们总想将自己的污浊喷上别人圣洁的灵魂,以掩藏他们的肮脏。我遇到了这股邪气,遭到了无人性地侮辱与损害!

  “遭恶辱兮当告谁?”我躲在被窝里哭,喂猪时背着脸哭。就在这次人格又遭侮辱的第四天,我为小猪崽去挑井水,低着头将水桶放在水井里时,水纹皱裂了。我的脸变形了,他们就是这样地扭曲我啊!“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我闭上含泪的双眼,想一头栽进井里,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凶狠、鄙视、邪恶的眼光,贱民的身份,屈辱的淌血的心……一切的一切不都结束了吗?就在我要跨进地狱门槛的刹那,我听见亲人的呼唤:

  妈妈慈祥的声音:“江静!挑水记着带上我给你缝的棉垫肩……”

  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江静你是个好孩子。”

  儿子小强、小鸿稚嫩的哀求:“妈妈!回来吧,我们想你!”

  我猛然一惊:“啊!我不能往下跳呀!”亲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两桶水马上就灌满、提了上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爱生活,我爱祖国,我爱善良的人民,我爱我的亲人。他们也都爱我,我不能让爱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参加了学运,因为我爱即将到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国。1950年号召抗美援朝时,我还豪不犹豫地报名要去前线,去保卫新中国。

  我没有错误,如果我自尽了,那些被兽性吃掉人性的家伙就会对着他们的牺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个生活糜烂、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此来显示他们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决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如果我自尽了,谁来为我洗清诬蔑?我的亲人将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长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对抗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尧,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双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猪圈。猪也是兽类,可比具有兽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家伙以后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直到30多年后,我才闹清当时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见当年同时在一担石沟劳动的“右派”漫画家李滨声,谈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个低级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只避孕套,如获至宝,马上向管理者汇报,于是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头人们胡乱猜想,认为我既和尧相好,就怀疑是我们,于是就出现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后调查出遗弃避孕套的是某报社来此改造的一对男女“右派”,于是将女的调到另一个劳动基地;男的则不堪凌辱在批判中上吊自尽。具有兽性心理者最善凭猜想、乱咬人,以后找到新的目标,也不向我说一声道歉,当然在那毫无法制的时代,起码的人性都被扫荡,野兽横行,它们怎么会向被其残害的羔羊道歉呢?幸亏我经过一番冷静的思索后,理智地不理采他们那一阵鬼啸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坚强地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亲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唉!一担石沟啊!你山好,水好,老乡好;来这里改造的所谓右派,大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在老乡的技术指导下将你修理得绘制得更美。可偏有人制造了污浊的气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担石沟哦!本来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来劳动的知识分子,没想到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利用来作为戕害知识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渐我再听不见清泉欢乐的歌唱,只闻它夜夜呜咽地哭泣。

  文艺复兴送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野蛮,为什么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送不走中国的黑暗与野蛮?‘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徐宝伦之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出现的被杀死、打死、逼死的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何其多也,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亲眼目睹的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里的徐宝伦被逼自杀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传部划了三个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徐宝伦。他是马列主义理论讲师团里年轻的讲师,东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团支部书记、优秀生,解放初期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人很聪明,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像个爱表现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发他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而他也被揪出来,定为右派批斗。

  1959年冬,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机关作思想检查。

  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查汝强,与徐宝伦同在办公楼的第六层书库里反省,我与市委其他几位右派,在第五层图书阅览室写思想检查,要求我们交代“错误思想的‘一闪念’”和劳动改造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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