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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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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怀里揣了多日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决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一时间,对“天气”的议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人们希望乍暖还寒的“早春”寒气早尽。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暖风劲吹了,人们大胆起来,批判个人崇拜,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提出了疑议,虽然还只是议论,但感到空气松动了。“春到人间,老树竟然茁出了新枝。”社会学的老前辈,陈达教授开始写新著了;李景达老教授也写新著《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们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兴奋,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怀着一颗诚信的心,忘记了刚刚流逝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浪。尤其是文艺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时代来临了,人们感激领袖的伟大,人们在报刊上敞开思想发言,毛主席一再鼓励鸣放,说什么这次整风不过是毛毛细雨。紧跟着四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这又给了知识分子无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追求的新中国到头来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压制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毛主席如此诚恳地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不就是明证吗?《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号召鸣放,不断加温。

  在这种气候下,我也满怀热情相信真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也就在这时我在《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发表了一组小诗:《冬小麦之歌》《冬天的小河流》《岩上松》《柏树与玫瑰》等,反映了我希望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一展身手,能为党做出贡献。

  二、“阳谋”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报》论调公开转弯,接连发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鸣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等。

  6月22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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