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有了自由】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戈壁荒野，轰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林彪集团就此宣告灭亡。
当时，像杨俊生这类“案子里的人”，尚无权获得这个消息，享受此等“政治待遇”。然而，滑县这块荒野也不例外地被“九·一三事件”震颤了。杨俊生从专案组不寻常的紧张、窃窃私语的气氛中，从偶尔顺风送进耳朵的隐约的广播喇叭声里，所得信息集中一点：“林彪出事了！”杨俊生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一道闪光。可很快，理智的冷静代替了兴奋的急躁。从香山寺的不眠黑夜开始，她深知“杨、傅、余事件”是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联袂合作排斥异己的“杰作”之一，是他们对这场大革命所有“伟大成就和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志。父亲的冤案，且不谈能否彻底雪洗，即使能做到浮光掠影地“既往不咎”，也极为困难，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何况，还不清楚林彪出了哪类事，其他各方面情况怎么样……“长期准备、静观变化、以静制动。”杨俊生不断地告诫自己。果然，“专案组”一阵忙乱后，很快安下心来。总负责人崔登龙除了不再提“押赴大别山”这事外，甚至对俊生的监押更严了，再也看不出什么其他新变化。
俊生不免有些怅然。凭着对雪洗冤案的坚定信心和不为邪恶屈服的勇气，杨俊生终于拿起战斗的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央重新调查父亲的案子。落款：杨俊生。收信人：中央军委、毛主席。请叶剑英转呈。
次日上午，在劳动工地上，杨俊生悄悄把信交给了可以信赖的缪锡跃。
这一刹那间，俊生长呼一口气……她觉得，好像交出了全部希望！好像还有点别的，她忐忑不安地开始等待……
缪锡跃不仅寄出了杨俊生的信，而且，他看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自己也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总理尽快想办法解救杨成武一家。杨俊生的信先秘密转到了叶剑英元帅手里。元帅一看，立即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信，沉思良久，说：“杨成武是冤案。”并在信上批示，杨成武的案子要“重新复查”。
周总理接到了缪锡跃的信，领悟出杨成武一家人艰难而危险的现状，立即召见公安部有关领导，果断细致地进行了安排。1972年2月，根据周总理指示，公安部迅速调集精干可靠人员，组成两支小分队，一支奔赴开封，把杨成武夫妇和俊生的姑姑秘密转移到山西侯马解放军某部驻地，严密保护起来。另一支小分队直奔河南滑县第五十四军农场，把杨俊生的弟弟、妹妹分别转移到石家庄获鹿县和邢台等地。
只有杨俊生，被单独送到北京丰台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某仓库驻地，保护起来。看到这种处理方式，俊生心里明白：彻底完成沉冤昭雪还将费些周折，可是，父母和全家获得人身自由、获得“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全家团圆也指日可待。
落脚丰台，禁锢在她身上4年整的各种“镣铐”被卸掉，杨俊生顿感轻松许多，觉得去掉“犯人”帽子的生活真幸福。这时，她却被病魔击倒。
而且，病情来势凶猛，高烧不退，冷热失常，打针吃药无济于事。卫生所医护人员感到情况不对，赶紧把她转送北京军区医院。当时，对杨俊生在丰台的监护工作，由公安部的姚伦同志具体负责。姚伦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党性政策性很强，工作经验丰富，为人正直真诚，很得俊生的尊敬。
俊生入院后，姚伦干脆“泡”在医院里，忙前忙后，连拿药、打饭的小事都亲自下手。因为，出于共产党人的正义感，他深为杨成武将军冤案不平，为其一家的苦难遭遇痛心。
姚伦曾暗自思忖：杨成武冤案，大错已铸，党已遭受重大损失，现在纠错已有了些眉目，倘若连无辜子女的生命都保不住，那该如何向人民交代？又如何向杨成武将军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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