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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中国元帅徐向前

八〇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在回顾山东抗日政权建设时,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

  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

  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大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1940年3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40多个;年底,发展到90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援,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改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1939年日军对鲁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徐向前深知毛泽东的部署,为达此目标,他和朱瑞、罗荣桓、张经武、黎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抓部队质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大部分干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新成份大量涌入,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也使部队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山东纵队是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部队扩充快与干部培养训练跟不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徐向前明确提出:“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必须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第二,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徐向前本人是教书先生出身,深知教育的重要。他积极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培训队,办干部培训班。从上到下层层办学。还选调一批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深造,分别对在职的团以上干部和营以下干部提出学习的课题和规划,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干部的必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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