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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中国元帅徐向前

七六

  另有一支队伍,名叫民众“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素质要比“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好。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司令”赵辉楼是河北省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他就初步接受了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地区。徐向前到冀南后,赵辉楼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赵月舫来到南宫,要求正式改编。徐向前和宋任穷接见了他,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后,又请赵辉楼来南宫面谈。徐向前对民众抗日自卫军要求改编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他同赵辉楼商定两条:一是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下设3个团,每团2个营;二是活动范围暂为原地区不变。赵辉楼对这两条都很满意。晚上一觉醒来,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天一亮就来到徐向前指挥部,要求在部队番号之首加“八路军”三个字。徐向前说:“好!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吧”。

  并明确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两个月后,与汪乃贵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夏,笔者在武汉洛加山宾馆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将军汪乃责,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动情地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汪乃贵和几位老将军都谈到,当年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是忠义救国军,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在他盘踞的县城里,不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七六九团出击,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这一改一打,震动冀南。仅两个多月,在方圆二十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1.85万人,拥有1.15万条枪,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抗击日寇的进攻和“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日游击战如火如荼,局面蓬勃发展。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这是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难以吞下的两颗苦果。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小战斗1400多次,从战略上,紧紧拖住了30多万日军。八路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3万多人猛增到25万多人,控制了晋西北、开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的大片地区。蒋介石私下对他的幕僚们说:“共产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可小视。”他非常赞赏阎锡山“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的反动立场。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赶走”八路军;接着又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收复失地”。

  面对这场严峻的斗争,徐向前早有精神准备。他多次向战友们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座钟麟刚到河北时,中共中央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徐向前等领导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徐向前当众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请鹿主席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8月14日正式成立的,由1930年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6个专署,管辖51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鹿钟麟是带着蒋介石的“使命”来的,身前身后不少国民党特务,他避开实质性问题,冠冕堂皇地客气一番:“鄙人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正式委任’嘛,好商量,好商量!”

  鹿钟麟虽属杂牌军老手,但反共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一到河北南宫,明里与八路军友好,暗地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他委任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将民军赵云祥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的人马拉入他的麾下,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真乃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专找鳖亲家”。

  9月下旬的一天,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长枪短枪,向八路军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了突然袭击,杀害了10多名战士,包围县城,用洋铁皮做成的喊话筒狂喊乱叫:“我们要求撤换县长!”“八路军滚回太行山去!”

  徐向前明白,鹿钟麟是后台,就出面强烈抗议。最终迫使他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被他们抓走的政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一波刚息,一波又起。赵云祥为了配合胡和道的反共活动,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鹿钟麟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民主政权的茬儿闹事。一次,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工作报告时,由于将“鹿主席”三个大字没放在“台头”处,他竟以“对省主席不尊敬”为由,提出撤换这位县长。紧接着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和区长,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徐向前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人山”众志成城,平原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年10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县城兴华烟草公司的大院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则,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他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冀南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化整为零与敌周旋;敌人失道寡助,兵力有限,供给不足,“扫荡”的正面不可能太宽,时间也不会太长;我士气旺盛,具有运动战和夜战之优长,能够灵活地打击敌人。他要求干部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要看到平原地区交通发达,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战场变化快;根据地形成时间不长,部队和群众都还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汉奸暗中打黑枪,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徐向前提出了反“扫荡”的四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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