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名。他说：“肖华不象个战士，倒象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肖华同志。周总理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
一月十九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他们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肖华。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帮腔，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肖”，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肖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月二十三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
全军文革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我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江青来，陪我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江青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要找她，工作人员不是说她不在，就是说她刚吃完安眠药入睡。全军文革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我是全军文革组长，被推在第一线，“作蜡”的是我们，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大家除了担心、气愤之外，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又有谁听你的！
连续发生批判肖华、揪斗杨勇的事件后，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织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要下台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予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
回来我们即以“军委八条命令”正式下达文件。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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