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从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政府已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闭会那天，正式宣布了改编的命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另一个教导团、五个直属营，共一万三千余人。我和刘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对他有所了解。他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会议确定的出师三分之二的原则，党中央令八路军总指挥部率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先赴山西抗战；一二九师暂不出动，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需同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委派我跟随周恩来去完成这一任务。我是山西人，与阎锡山同乡，又在他办的太原师范读过书，晋军中有些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央派我去参加谈判，有这种考虑在内。
§太原谈判与五台之行
八路军开动在即，谈判任务十万火急。
洛川会议结束那天，大家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分头行动。我和朱德同志坐大卡车去铜川，半路上汽车抛锚，我们下来推着车子走，正赶上雨天，弄得浑身是泥。到达耀县，在一二〇师司令部住下。周恩来同志先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去山西的事宜。九月三日，他来电要我们直接到西安东面一个火车站上车。我和朱德、肖克上车后，见到他和彭德怀、聂荣臻、程子华等同志。至潼关下车，坐船过黄河，抵风陵渡。阎锡山派来的迎接官员和专列小火车，已等在那里。略事寒暄后，阎的秘书梁化之等人，便陪同我们上车续行。因一一五师已开至山西境内，至侯马车站，聂荣臻同志便和大家告别，去一一五师。火车开至临汾，停下来住了一夜，五日下午，我们方抵太原。
从风陵渡一路过来，见到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省府太原，也不例外。那时，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晋东北的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拟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楔入。山西境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山唯恐山西有失，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声誉，亲自跑到岭口行营，坐阵督战。迎接我们的军政官员，固然欢迎八路军出师抗日，但普遍忧心忡忡，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悲观情绪。周恩来同志充满信心，纵谈抗战形势及必胜前途，倒是给这些官员们打了针强心剂。
阎锡山属下，先是安排我们在绥靖公署的高级宾馆下榻。思来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内部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表示赞成。第二天就搬到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雪枫他们住在一起。彭雪枫精干潇洒，能武能文，是办事处负责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党就派他驻太原。后刘少奇也来这里，与新军的薄一波等同志配合，一道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欢迎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抢时间同阎锡山会谈，七日凌晨，恩来和我即乘汽车去雁门关以西的岭口。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这位山西土皇帝，和蒋介石差不多，外战外行，患有恐日症。日寇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代，打一家伙吧，又没取胜把握，生怕惹火烧身，连老本都赔掉。所以，他表面上摆出一副“守土抗战”的架式，实际上准备见凤使舵，对日妥协，保存实力。他对部下曾说：“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我们同阎锡山的谈判，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恩来同志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前已同百川先生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〇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能出动。八路军入晋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请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我们也提了些意见，供他参考。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对我们主张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这点给我们印象较深。
三是我入晋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我方指出，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我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答应得满干脆，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均未落实。
阎锡山以李服膺第六十一军镇守晋东北的天镇、阳高，屏障大同。骑兵军赵承绶部及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王靖国第十九军，均集中于大同附近。傅作义部不是晋军，阎锡山对他们吃不透，不放心，他希望我们去见见傅作义，疏通关系，与晋军共同准备大同会战。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当晚我们即赶到大同，与傅作义谈了两三个钟头。他给我的印象，忠厚、谦虚、友好，对我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因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抗日，恩来同志特别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当晚，我们返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即回太原。没过几天，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晋军溃不成军，主力退守内长城一线。后来，阎锡山迫于舆论压力，把失守天镇的指挥官李服膺给杀了。
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向朱德、彭德怀、彭雪枫等人，介绍了与阎锡山、傅作义谈判的情况。大家认为，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是以阵地战而不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是单纯依赖正规军而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中患有恐日症，妥协投降的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洛川会议的方针，独立自主，发动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并且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击和牵制日寇。在太原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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