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
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第十三章 长征路上（下）
§进军川西南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我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我军抵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我们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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