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筋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致胜的根本原因。
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了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为： （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部队也搞统战工作。对地主采取一面打击、一面孤立的政策，对白军下属官兵注意争取瓦解，对反动枪会，重点打击其反动头目和骨干，将一般群众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不杀俘虏，有的经过教育就释放，有的留下当兵。部队的经费来源，一是靠地方筹款，一是靠特务队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是个马夫。小组会一周一次，请假的很少。我参加小组会，有时讲讲党内的一些常识，有时讲讲其他同志不了解的事，并听听大家的意见、要求。我们水平也不高，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讲，不见得完全正确。每个队有十几二十个党员，干部都是党员，党组织公开，但党组织开会是秘密的，群众不一定都知道谁是党员。发展党员，个别发展，条件很严格。打仗要勇敢，纪律性好，要起模范作用。主要是打仗要勇敢。如果打仗怕死，就不够入党条件。再一条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严守党的秘密。党员的模范作用也很强调，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行军要帮助别人背枪、背行李，到了宿营地主动烧开水、烧洗脚水，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能把部队带起来。
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尤其需要建立铁的纪律。起初，我们没有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军队嘛，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不听指挥，轻者批评，重者禁闭。路过家乡，你要回家看看，得请假，不能自由行动。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贪污要被枪毙。我们师就枪毙过一个司务长，他贪污了二十元。那样艰苦的环境，钱来得不易，二十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再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那时，“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人来到革命根据地，又烧又杀又抢，我们有严明的纪律，规定不管走到哪里，一律不准烧、杀、抢。
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破坏纪律的很少，因为部队成份纯洁，都是贫雇农，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的。有了严格要求，一般说来大家会自觉遵守。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不同的是给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多铺一个单子。
原来，干部也没有马骑，一九二九年底部队扩大了，大队（团）以上干部才有马骑。我们骑马，见有病号走不动，都主动让骑。干部给战土背枪、背行李，很普遍。打人骂人的现象也不严重。打仗，强调节省子弹。子弹很少，最多时一个人才有十来发，一般是两三发。就这么一点，不节省不行。
后来，部队发展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将红军纪律规定了十条；（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3（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 （6）对群众耍宣传红军主张；（？）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纪律是红军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保证。有了严格的纪律，才能上下一心，军民一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军队要有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日常主要是搞点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出操，不能弄得兵不象个兵的样子。也搞些瞄准射击、夜战，山地训练。要求人人学文化、识字，能写标语、家信。后来还办起了教导队，培训班、排、连长。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六大”的十大纲领、党的决议和指示、红军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使每个土兵明了党的路线，政策，划清红军和白军的界限，为工农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战。教育方式有干部队前讲话，集体上课，阅读通俗讲义、小组讨论等。土兵中间有人才，有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记忆力、理解力相当强。学过的东西，能结合实际向群众宣传，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颇受群众欢迎。
后勤供应非常困难。后方供给机关不健全，服装也不统一，有什么穿什么。尤其是特务队，耍经常到白区活动，什么长袍短袍的都穿，五花八门。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有了统一的服装，官兵能穿上自制的灰色军服，戴上大八角帽。兵工厂很小，有二三十个工人，设备简陋，开始连“撇把子”也不会造，弄了个把月，造出一支是废品，根本不能用。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造点“撇把子”枪。名义上有个医院，但只有中、西医生各一名和几个学看护的小姑娘，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缺，伤病员大都送到群众家里休养，治疗。总务科负责供应伤病员的营养晶，只要医生开个条子，写上给某某同志“鸡蛋两个”或“花生半斤”，就能领取。一九二九年底，苏井观同志任医院院长后，医院的规模才大了些。后勤供应是令人头痛的事，主要靠多打胜仗，多打土豪，取之于敌。
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起来的。上面很少有指示，有指示也不及时，因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台。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被敌人分割包围着，互不联系，人家的经验也传不过来。黄埔军校哪有睡稻草、上门板的 ？打仗哪有三发子弹的！黄埔军校的东西，是一般军事常识，在这里是另外一套，靠自己摸索。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九年，鄂豫边区基本上贯彻了“六大”决议精神，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加上客观形势有利，因此，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顺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个时期，特委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中央指示的工作地域上“应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的方针，因行不通而未机械执行，政策上虽然有些“左”的东西，但只是局部的问题。这就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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