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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

  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

  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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