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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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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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