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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他虽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即使在这些他亲自指点、培养过的后辈作家面前,他也总是那么平易亲切,谦虚谨慎。有一次,他给从维熙写信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继续不断地注视着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幼芽。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孙犁和她说话,就像和大人说话一样,但谆谆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寒青同学:

  收到你2月14日来信,我非常高兴。这并不是因为你在信中赞扬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对生活,你对父母,你对文学写作的一片赤诚,和你对我的一片天真之心。你的文字,也使我高兴。你才十五岁,有这样通顺,鲜明,能很好的表达情意的文字,证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只有严肃纯朴地对待生活,才能严肃纯朴地对待文学艺术。那些把文学艺术看作是荒诞玩闹的化身的人,最终必然导致荒诞玩闹地对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不久以前还在玩弄魔术、哗众取宠的人,在文艺舞台上消声敛迹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节过得也很愉快,请你不要挂念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问你父亲好!

  孙犁

  2月22日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持久不懈的热情。前些年,他已从具体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许多人都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触中,仍然葆有他当编辑时的那种一贯特色。1983年前后,山东省鱼台县一位青年作家李贯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给他,向他请教。孙犁的复信,直率而具体,但又充满激情。例如,有他的信里,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话:“寄来信及刊物收到。当即读过你的小说。小说写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过晚饭,一口气就读完了,忘记了抽烟。可见是有它的特点了。”“小说主要是写出人物来,就是写出‘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点,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道理’,而道理本应从人情中生出,不应从编故事中生出。”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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