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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