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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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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他在《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有时也兼做记者。1943年农历正月间,晋察冀边区在冀西平山县召开参议会,孙犁以记者身分,对会议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会后,写成《二月通信》,发表于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这篇通信,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作家和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览品,你的《平原上》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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