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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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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在抗战学院教书时,他还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认识转变过程,可惜剧本已经佚失。但杨秀峰院长委托他写的抗战学院的校歌歌词,却靠人们的回忆保存下来了。“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

  歌词真挚朴素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

  同学们,

  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

  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歌词保留下来,孙犁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在1978年写的文章中,还这样说:“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这首题名《冀中抗战学院校歌》的歌词,收入《孙犁文集》第五卷时,篇末署的日期是1938年8月,如此,它是和学院同时诞生的。

  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风云初记》中的男女主人公芒种和春儿(他们都是冀中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都曾在这里学习、训练,而其中的张教官,则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作者的面影。

  在抗战学院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即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来到学院“视察”。实际上,这一文一武的“主席”和“总指挥”,早在一年多以前炮声一响,就逃到黄河以南去了。不过,为了团结抗日,学院还是组织了欢迎大会。会上,张荫梧厚着脸皮丑表功,还批评学员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学员们摆出事实,把他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当他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时,杨秀峰义正词严地指出: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关于鹿钟麟、张荫梧“视察”的情节,《风云初记》第三十九章有很详细的描写,但把欢迎大会搬到县政府门前,变成了群众大会;学员和张荫梧的辩论,变成了群众和他的直接交锋;杨秀峰驳斥张荫梧的话,由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高翔来代替了。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小说中描写的这个场面: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

  “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巴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扭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张荫梧显然看见了冀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空前壮举,但是,惯会吹牛的他,却在日记里吹嘘起自己来:“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犹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这年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形势日趋严峻。不久,敌人占领县城,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分散活动,孙犁也准备过游击生活了。

  〖游击生活〗

  孙犁刚到抗战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加以民运院所在的深县旧州离家不远,附近很多县城也驻有抗日武装,路上安全,所以有时骑车回家看看。

  1939年2月初,抗战学院全体师生在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准备化整为零,分散工作。为了准备打游击,孙犁回到家来,打点衣物。这时他才知道,村子里驻有队伍。

  次日上午,一群学院的男女学员到孙犁家里看望,他又获悉,这些学员是来慰问一二〇师的。这很使他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而且,更令他惊喜不已的是,师部就驻在村里,贺龙将军住在村子的西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回答自己的教官,“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参谋长是周士第,住在孙犁三祖父家里。他住的是两间土坯盖的南房,破旧、阴暗,是过年时供奉家谱的地方。现在,悬挂家谱的那面墙上,挂的是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参谋长穿一身灰色棉军装,站在地图旁边讲解着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显得十分英俊从容。孙犁的学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教官,他高兴地说:“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这两位作家原来就是何其芳和沙汀。他们随军出征,也都身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孙犁固然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素不相识,彼此谈话很少。两位作家似乎也都拘谨,而且显得劳累,需要休息,好继续行军,参谋长就请他们回去了。这给孙犁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游击生活开始以后,孙犁带了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他们现编现演,剧情就是身边的生活事变,常常才挂上幕布,因有敌情又拆下来到别村去演。演员着戏装化妆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很多人在建国后成了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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