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
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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