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那年四岁，也加入到孩子们的觅食队伍，到野地里去寻找小鱼、小虾、蚂蚱、蝉和其它可以吃的昆虫，去寻找野菜和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个叫盼儿的小闺女，因为母亲有痨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竞争中眼快手疾，干活利索，常使别的孩子落在后面。她的父亲是个推车实菜的农民，因为从小托食于卖菜，被乡里谑称为“菜虎”（菜虎本来是一种专吃青菜的软体虫子）。这时就有不懂事的孩子问盼儿：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盼儿并不以为谑，照样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这回答顿时刺激了孩子们的饥饿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洋教士乘“危”而入。他们有男有女，男的还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坐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儿也被送进了教堂，虽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饿死，可是当孙犁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难过，他只向母亲吐出五个字，提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
〖第二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干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做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进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那时惊风疾还没有治好，这样一个孩子的快乐，该是宝贵的，令双亲感到欣慰的。
就儿童的天性来说，是喜欢顺应自然、率性由情、嬉戏玩耍的，所以，当时虽然是新学制，孩子们还是不愿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课本，而愿“回到自然”。孙犁直到现在，还记得一首名叫“四大高兴”的歌谣：“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那么，“四大不高兴”呢？其词正好是颠倒的：“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不能说这歌词只反映了孩子的愿望，因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愿望；但大人也从孩子过来，也总结着他们孩提时代的体验。
所以，最聪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办法：把学习变成一种兴趣、一种自觉的愿望，如果可能，那就变成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其实，就人的本质来说，本来就有进行学习和探索的自然属性，由于种种因素，这种属性被“异化”出去，和教育分离了。教育的最大使命，应是恢复这一属性，使学习重新成为人的内在冲动。
孙犁童年时代，寻找到过这种体现内在冲动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听说评书。
他最早听的评书，是村里一位叫“德胜大伯”的人说的。德胜大伯和孙家住同一条街，是个挑担串乡的货郎，长年去山西做小买卖，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生意正好。他回到家来，多是夏秋农忙时节。这时在晚饭后，人们喜欢到街面上来乘凉，德胜大伯也就开讲。他不识字，但说起《七侠五义》来，就像一位专业艺人：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麦秋过后，也常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说书艺人，来到街头。他们常常是兼做小买卖，说书是“打场子”和招徕生意的手段。有一年秋收过后，来了“擀毡条”的三弟兄，他们推着一车羊毛，就在街头说起《呼家将》来，那是真正的西河大鼓，立刻就吸引了村子里的书迷，他们主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擀毡条。这三弟兄，为了在村子里多做些生意，一连住了三、四个月，还没有演唱到最精彩的一幕——打擂：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媳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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