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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不有(2)

  文物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底子薄,课题多,是一种筚路蓝缕式的开拓。其不能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1963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好,那就交给他去做。”齐燕铭对沈从文的研究工作是了解的。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就曾指名要沈从文陪同。沈从文陪她看了整整40天。沈从文强闻博记,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深入和透彻的理解,对问题的举重若轻,使尼基希洛夫既惊讶,又佩服,对这次参观极为满意。不久写信给文化部,希望沈从文能编一本书:“就按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和您的讲解来写,这就很是马列的了。”

  不久,就抽调沈从文、王崇吾、金灿然,与尼基希洛夫组成一个班子,着手《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全书由沈从文起草,每写出一章,就提交编写小组讨论通过。

  就在此书将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重作修订。

  于是,又组成一个包括沈从文在内的12人委员会,其中,有6个专业研究员,重新开始工作。

  对此,沈从文大惑不解,心里有了疑虑。“不详细”是不是中止此书出版、另起炉灶的真实理由?这原是一部以实物图像为主的著述,自与那种对实物了解不够、却以典籍记载加以引申的著作不同。而这12人委员会中,大多没有见过多少实物。如果仍以原先的构想为主,那么重新增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改变原先的构想,使之“详细”的结果,这本书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型范?假若果真如些,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人另编一部,让两个不同特点的著作并存,而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是不是还另有原因?原先在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人事点滴突然闯进沈从文的心里。——每当他写出一章交小组讨论时,总要爆发一场无谓的争执。一些本无可争的问题,也要被提出争论一番。那时,沈从文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上的正常现象,虽有点迷惑,却并不以为意。现在仔细一想,心里不免起了隐忧。他朦朦胧胧地触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成果争夺。

  他被自己这种联想惊住了。——也许,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多疑。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念头?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工作必然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预期的结果一定要完结于生命与精力的“内耗”之中。在这种牵连到人事的“争夺”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低能者,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败北记录。

  ——但愿这是自己的无端猜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今后的工作都将与自己所预期的相反。与其将生命耗费于无结果的努力中,不如及早避贤让路。

  于是,沈从文将书稿交由新的班子处理,当真就从12人委员会中退了出来,返回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这本书此后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3年,当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的决定时,沈从文欣然应诺。他钦佩周恩来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愿意做这种开拓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

  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的阮波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调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参加,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1964年春,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与综合。

  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1964年冬付印,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

  可是,1964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1957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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